摘 要:缘起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最初产生于大学之外,它与以经院神学为主导的欧洲中世纪大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互相敌视和排斥的。经过几代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的努力,人文主义最终在大学站稳了脚跟,并取得了长足发展,保守的中世纪大学也在其影响下逐渐呈现出明显的现代化转向。同时,通过大学的传播,人文主义越过阿尔卑斯山,对北部欧洲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并由此成为开启和推动整个欧洲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键词: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者;中世纪大学;现代化
国际大学史委员会秘书长西蒙斯(Hilde De Ridder-Symoens)认为,缘起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在近代早期影响了全欧洲的每一所大学。[1]然而,如所周知,人文主义最初主要是在“象牙塔”之外发芽、生根和成长的,它与以经院神学为主导的欧洲中世纪大学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互相敌视和排斥的。直到15世纪中期,人文主义在大学里仍停留在一些学者的个人研究上,并没有对大学产生实质性的影响。15世纪中期以后,意大利大学纷纷开始进行显著的人文主义变革,不仅开设了以希腊、罗马古典学问为基础的修辞、哲学、天算、历史、诗歌、道德哲学等具有世俗性质的古典人文学科(studia humana),人文主义思想亦通过文学院逐步渗透到医学院和法学院中,大学整体上呈现出强烈的人文主义倾向。之后,人文主义越过阿尔卑斯山来到北方,在接下来的三四个世纪里,成为主宰欧洲大学发展的主要指导思想。
一、人文主义对大学的逃避(1300-1425年)
1425年以前,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人文主义者都不愿到大学去教书。例如,彼特拉克①和薄伽丘都曾如躲瘟疫般逃离大学;萨卢塔蒂②和布鲁尼曾任佛罗伦萨首席大法官而非大学教授;虽然弗吉里奥曾短暂在博洛尼亚大学教授逻辑学,但当时他还是学生身份,其后40余年基本以家庭教师为业,再也未曾进入大学从教;著名人文主义教育者格里诺直到晚年才开始在费拉拉大学任职。[2]只有极其个别的例外,如马尔帕西尼③(Giovanni Malpaghini)于1394年秋到佛罗伦萨教授修辞学、历史学、道德哲学、诗歌等人文主义课程,被称为“修辞学和古典著作教授”[3]。不过,根据史料推测,马尔帕西尼的教学活动范围很可能主要在大学的预备教育阶段,并未对佛罗伦萨大学产生明显和持久的影响,其重要性只在于曾教授过布鲁尼、弗吉里奥等著名人文主义者,并传播了将西塞罗作为拉丁文散文典范的观点。[4]克里索罗拉斯④(Emmanuel Chrysoloras)和马尔帕西尼的情况非常相似,他于1397年作为著名的拜占庭学者到佛罗伦萨教授希腊文学和文法,在人文主义学者中掀起了一股学习希腊语之风,但其学生主要是萨卢塔蒂及其属下[5],对大学的影响也极其微弱。
第一位在大学长期任教的人文主义者当属加斯帕里诺·巴尔齐扎(Gasparino Barzizza)。1403年,巴尔齐扎进入帕维亚大学担任文法和古典名著教授,后来又任修辞学教授。1407年他离开帕维亚到帕多瓦大学任职,教授修辞学和古典道德名著。在正规教学活动之余,他还创建了寄宿学校(boarding school),向大学生及年龄更小的学生开设更人文化的讲座。1411年,巴尔齐扎离开帕多瓦到米兰大学任教,1426年又转到博洛尼亚大学教授修辞学和诗歌,1429年后又回到帕维亚大学教授修辞学,直至去世。巴尔齐扎是第一位长期在大学任职的人文主义者[6],为人文主义者在大学开辟了一席立足之地。巴尔齐扎的教学方法与治学态度具有典型的传统与创新的双重特征,提倡学习古典名著文法,并根据古典标准组织编写了拉丁语正字法和标点法著作,但他并未彻底抛弃传统的书写技法,在教学中仍然使用中世纪术语。继巴尔齐扎后,维多里诺于1422年开始在帕多瓦大学担任文法与修辞学教授,但终因无法忍受大学生的放浪形骸,仅6个月后便辞职离去,自办学校,实践其人文主义教育理想。
马尔帕西尼、克里索罗拉斯和巴尔齐扎是大学人文主义者的先驱,他们为大学带来了“人文主义”这一新生事物,但其意义和作用也仅止于此,并不足以称他们是大学人文主义学科的奠基人。这一时期人文主义者未在大学任职主要可以归因于四个方面:首先,当时在大学任职薪酬少且影响小,而担任国务大臣或宫廷秘书不仅能够获得丰厚的薪酬,并且更容易赢得声誉和发挥影响;其次,早期人文主义者多寄希望于政府或宫廷,他们的教育理想就是培养贵族青年成为具有良好的道德与杰出的表达能力的、有责任感、正直的社会领导人;再次,大多数早期人文主义者认为,家族式的小型寄宿学校更有利于学生的培养,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做家庭教师而不愿到大学教书;另外,当时的人文主义运动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公众支持,当政者并未意识到委任人文主义者到大学任职的必要性。
二、人文主义与大学的初步接触(1425-1450年)
1425年前后,一批1400年左右出生的年轻人文主义者陆续来到大学任职,成为正式进入大学的第一代人文主义者。尽管人数不多,但在他们的努力下,人文主义在大学站稳了脚跟,博洛尼亚、帕维亚和佛罗伦萨三所大学的人文主义教学有了突破性进展。
1424至1425学年,博洛尼亚大学任命乔万尼·奥里斯帕(Giovanni Aurispa)为希腊文教授,这是意大利大学中第一个希腊文教授职位[7],标志着博洛尼亚大学正式将人文学科和人文主义者纳入到了学院体系中,也标志着人文主义知识和人文主义者正式进入大学。此后,人文主义者络绎不绝地来到大学任教。
1426年,奥里斯帕离开博洛尼亚大学前往佛罗伦萨大学教授希腊语,坎迪亚(Theodorus de Candia)接替他在博洛尼亚大学的希腊文教职。同年,博洛尼亚大学又任命巴尔齐扎教授修辞学和诗歌。次年,曾在帕多瓦大学跟随巴尔齐扎学习修辞学的人文主义学者弗朗西斯科·费利尔福(Francesco Filelfo)接受博洛尼亚大学的邀请,教授希腊文和修辞学。1427至1428年间,博洛尼亚大学共有包括巴尔齐扎、费利尔福等在内的五名人文主义学者分别担任拉丁修辞学和诗歌教授以及修辞学和希腊文教授,体现了大学开始对人文主义新学的认可与重视。
1430年3月15日,安东尼奥·贝卡德里(Antonio Beccadelli)来到帕维亚大学,担任该校唯一一个修辞学教授之职。次年秋天,贝卡德里离开,帕维亚大学任命当时只有24岁的洛伦佐·瓦拉⑤(Lorenzo Valla)继任修辞学教授。瓦拉原是医学和文科系教授,被任命为修辞学教授主要得益于学生们的提名和支持[8],表明当时的大学已认可和接受了人文主义,且引起了学生们的兴趣。不过,人文主义进入帕维亚大学并非一帆风顺,期间伴随着激烈的斗争与坎坷。1433年,瓦拉撰文批判传统法学教学和研究,遭到大学守旧派的攻击和迫害,最终被迫离开。然而,人文主义者并未就此止步,帕维亚大学也未完全放弃人文主义。1433年3月贝卡德里重返帕维亚,同阿斯蒂(Antonio d’Asti)一起被任命为修辞学教授。帕维亚市政府甚至于1435年3月请求米兰公爵致信著名人文主义者巴尔多萨里·拉西尼(Baldossare Rasini),请他到帕维亚大学教授修辞学。1435年秋,拉西尼在盛邀之下来到帕维亚大学,在此任教长达13年。在众多人文主义者的不懈努力和地方当局的大力支持下,人文主义逐渐在帕维亚大学站稳了脚跟,为变革酝酿力量。
人文主义者进入佛罗伦萨大学的时间也可以追溯到1430年以前。1428年,离开博洛尼亚大学的费利尔福被佛罗伦萨大学任命为修辞学和诗歌教授,并于1429年春开始上课。据史料记载,有超过400人听他授课,可见当时人文主义新学对学生的吸引力。1431年,佛罗伦萨大学引进了第二位人文主义者马尔苏比尼(Carlo Marsuppini)教授诗歌、修辞学、哲学、希腊语和伦理学。这一时期的佛罗伦萨大学对人文主义者和人文学科较为重视。1431年秋,市政府与费利尔福签订三年合约,规定除修辞学和诗学教学外,还要在假期开设有关但丁诗歌和道德哲学的讲座,薪酬高达350佛罗林,仅次于民法教授的500佛罗林。[9]费利尔福离开后,佛罗伦萨大学随即聘任拜占庭学者特拉勃森的乔治(George of Trebizond)教授诗歌和修辞学。
这一阶段人文主义者和人文学科在大学的发展仍不甚顺利。大学中人文学科课程设置不固定,除极个别著名学者外,多数人文主义教授的薪水较为微薄,人文学科教师更换频繁,极不稳定。鉴于此,当时许多人文主义者都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或积极寻求校外政治权势的支持,以保障自己在大学的教职。加之人文主义者之间因政见不和或为赢取赞助和支持,常常互相攻讦,从而影响了他们在社会上的声望及其在大学中的教学。尽管如此,经过众多人文主义者20多年的努力,至1450年左右人文主义在大学的地位得以巩固,其影响也日益深远。
三、人文主义在大学的繁荣发展(1450-1527年)
拜占廷帝国被土耳其灭亡后,众多拜占廷的希腊学者,如阿吉罗普洛斯(John Argyropoulos)、卡利克斯图斯(Andromicus Callixtus)、卡尔孔狄利斯(Demetrius Chalcondylas)等携带大量古希腊著作流亡到意大利,其中大多数人在意大利大学从事讲授古希腊语言和文学的工作,其教学在学生中掀起了研究希腊语言和文学的热潮,极大地推动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10]当时佩鲁贾大学的一名学生说:“一个希腊人来了,开始非常勤奋地为我们授课。听他的课令我感到莫可名状的喜悦,因为他是一个希腊人……对我来说,他身上仿佛体现着那些古代伟人的聪明、才智和优雅。”[11]
拜占庭学者的加入使得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影响不断扩大,人文主义教育逐渐获得了城市统治者的认可。与此同时,鉴于大学人文主义教育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和声誉,各市政当局争相以优厚待遇聘请著名人文主义者到各自的大学任教。随之,愈来愈多的意大利本土人文主义者开始选择到大学任职,并将大学教授作为其终生的或主要的职业。1450年至1520年左右,一大批人文主义者成功地进入大学特别是佛罗伦萨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罗马大学和费拉拉大学担任教职,推动了意大利大学人文学科的长足发展。这一时期到大学任教的人文主义者数量多且薪水高,一些重要的人文主义学者在大学长期任职,人文学科设置相对稳定。
至1450年代,不仅人文主义学校已遍及意大利,而且在各地市政当局举办的世俗学校和大学中,修辞学教师和文法教师在教材选择和教学方法的应用上也大都遵循了人文主义原则。在意大利北部及中部各城市,能够熟练运用拉丁语进行修辞创作、辩论和通晓古罗马文化成为居于统治地位的贵族阶层参与公共事务所必备的技能。人文主义教师——尤其是原来那些待遇较低、不受重视的大学文学院中的修辞学和文法教师——的地位开始逐渐提升,其教学方法、兴趣和开设的课程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人文学科教师的身份获得了认可和尊敬,薪酬也随之达到与辩证法教师和自然哲学教师同等的水平,有些人的薪酬甚至赶上了当时薪酬最高的医学教师和法学教师。[12]
1450年以后,佛罗伦萨大学人文学科教授的薪酬进一步得到持续提升,人文主义学者的队伍不断壮大,人文主义学科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到大学任教的人文主义者数目不断增多:原来颇受重视的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和经院哲学合并,并被降为节假日课程,逻辑学、外科医学和占星术课程仅各设教授一人,而人文学科教授则显著增多。继马尔苏比尼之后,在佛罗伦萨市政当局和知识分子团体的共同支持下,当地和米兰的一些人文主义者先后来到佛罗伦萨大学任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兰蒂诺⑥(Cristoforo Landino)。1458年1月,兰蒂诺被佛罗伦萨大学聘为修辞学和诗歌教授,并在此执教长达39年,期间出版著作无数,薪水从100佛罗林升至300佛罗林。为了满足希腊文教学需要,佛罗伦萨大学又聘请卡斯蒂利昂(Francesco da Castilione)专门担任希腊文教授。由于佛罗伦萨市政当局对人文主义者的重视,1473年佛罗伦萨大学迁至比萨时,很多人文主义者选择了留在佛罗伦萨市,因此迁址后的佛罗伦萨大学不得不重新聘任新的人文主义者来填补空缺。据统计,1385至1473年间,佛罗伦萨大学只有13位神学教授,47位教会法教授,75位民法教授,57位医学教授,而人文学科教授却多达129位。[13]
1451年,大学筹集了1700佛罗林用于改善教师待遇。从这笔款项的使用分配方案中可以看出人文主义学科受重视的程度:当时佛罗伦萨大学的教授职位包括修辞学与诗歌教授、民法教授、教会法教授、医学(内科)教授、节假日上课的道德哲学与经院哲学教授、占星术教授、外科医学教授、逻辑学教授和民法协会成员等,其中人文学科课程“修辞学与诗歌”教授的薪酬高达350佛罗林,仅次于民法教授的440佛罗林,超过了医学教授,属于当时大学中的高薪人员。[14]即使佛罗伦萨大学迁到比萨后,人文主义者的薪水也属高薪之列。
15世纪下半叶,人文主义学科已成为博洛尼亚大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大学任命的人文主义者数量不断增加;二是希腊文教授成为一个相对固定的教授席位,意味着希腊文已成为大学一门较为稳定的课程被确定下来;三是一些重要的人文主义者开始长期居留该校任教。
据统计,15世纪中叶以前,博洛尼亚大学共有教授100名,其中文科教授有42至45名,包括2到3名教授修辞学和诗歌的人文主义者,没有希腊文教授。15世纪60年代,大学人文主义者的数量增至4到5人,1471-1477年增至6人,其中至少包括一名希腊文教授。同期相比,博洛尼亚大学教授的数量萎缩至80至90人,文科教授降至35人左右。[15]最初在博洛尼亚大学教授修辞学和诗歌的大多是一些本地区年轻的人文主义者或者著名人文主义者的后代,如,1451-1453年间教授修辞学和诗歌的派罗迪(Niccolò Perotti),1455-1459年间教授希腊语的利亚诺里(Landino de’Lianori);1456-1458年间在此教学的格里诺之子巴蒂斯塔;1461-1463年间教授修辞学、诗歌和希腊语的费利尔福之子乔万尼·费利尔福(Giovanni Mario Filelfo),这些人都不太著名,薪酬也少,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文主义在博洛尼亚大学的地位。直至15世纪下半叶,一些著名人文主义者到此任教,这种状况才得以逐步改变。
1467年,波佐(Francesco Dal Pozzo)应邀但任修辞学和诗歌教授,对博洛尼亚大学人文主义教学方法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1472年,曾跟随波佐学习的、年仅19岁的老博拉尔多⑦(Filippo Beroaldo the Elder)受聘到博洛尼亚大学教授修辞学和诗歌。短暂离开后,1479年他又重返该校,教授修辞学和诗歌,直至1505年去世。老博拉尔多的教学十分受学生欢迎。据记载,1493年大约有300名学生听他讲课,其薪酬也从最初的150博洛尼亚里拉(lires)最后升至600博洛尼亚里拉。[16]可以说,他是博洛尼亚大学人文主义的领军人物。另一位在博洛尼亚大学执教的著名人文主义者是安东尼奥·乌尔切奥(Antonio Cortesi Urceo),他于1482年到此教授语法学、修辞学和诗歌,从1485年开始又承担了假期教授希腊文的任务。
至15世纪末,博洛尼亚大学已经形成了一支杰出的教学与学术研究相联系的人文主义学者团队,他们对大量的古典文本进行注释、评注和编辑,并撰写了许多演讲辞和诗歌。老博拉尔多不仅翻译、注解和编辑了许多古典著作,修正和解释了其中所发现的问题,而且还从事著述活动,成为人文主义历史哲学家的典范,被后人赋予“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领袖”之美誉。
从15世纪中期开始,众多人文主义者云集罗马。至15世纪下半叶,罗马大学已发展成为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的另一个中心。尽管由于1527年罗马大洗劫⑧的破坏,多年来一直缺少关于罗马大学人文主义发展的准确记录,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些懂得美学、极有教养和执行温和政策的教皇或主教在将人文主义研究引入罗马大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得益于尼古拉斯五世(Nicholas V)组织一批人文主义者进驻罗马大学进行古典希腊著作的翻译工作,才使得人文主义者顺利进驻罗马大学。贝萨里翁(Bessarion)主教也十分支持罗马大学引入人文主义,并积极为人文主义者在大学安排教职,大力支持人文主义者在大学从事翻译古典、尤其是希腊著作的工作。[17]通常,罗马大学的人文主义者会领取两份薪水,一份来自大学,一份来自教会或政府,这也是推动罗马大学人文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15世纪下半叶,罗马大学的人文主义研究逐步赶上了博洛尼亚大学和佛罗伦萨大学,并于16世纪初超过了后二者,成为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的前驱。罗马由于集中了大学、罗马教廷、中央行政机构、学术团体和人文主义主教等诸多优势而成为欧洲最大、最重要的人文主义学者聚集地。1514年,罗马大学有教授87名,其中修辞学教授18名,希腊文教授3名。包括著名的英吉拉米主教(Tommaso Fedra Inghirami)、小博拉尔多(Filippo Beroaldo the Younger)、巴蒂斯塔(Giovanni Pio Battista)和布兰多里尼(Taffaele Brandolini)在内的6名修辞学家上午上课,其余5名下午上课,另有3名在假期上午上课,4名在假期下午上课,3名希腊文教授分别在上午、下午和假期上课,他们共同组成了文艺复兴时期最大的大学人文主义学者团队。[18]然而,1514年以后,由于财政紧张和一些人文学科教授的去世或离职,罗马大学人文主义学科教学与研究呈现下滑趋势。1527年的罗马大洗劫再次使罗马大学与人文主义学问遭受重创,整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亦由此迅速走向衰落。
费拉拉大学也于15世纪下半叶开始在文学院设置古典人文学科,并对其他学科的教师和学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1442年,著名人文主义者格里诺到费拉拉大学教授人文课程,直到1460年去世。格里诺强调大学的世俗责任和人文主义研究,并从实际价值角度论述了各学科的作用,认为良好的语言文化教育不仅能培养品性优秀的个人,而且对城市整体的发展有益——修辞学能够帮助领导者制定出更好的法律和制度,医学能够保障公民健康,市民法能够协助人们惩罚犯罪、奖励美德等等。格里诺不仅在费拉拉大学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而且也为其他人文主义者进入该校开辟了道路。格里诺逝世后,其教席职位由他的儿子巴蒂斯塔继承,后者也将余生都奉献给了费拉拉大学。1456年,格里诺最喜爱的学生之一卢多维科·卡尔伯内(Ludovico Carbone)来到费拉拉大学教授修辞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直至1482年去世。费拉拉大学还有一位十分重要的人文主义教师莱奥尼切诺(Nicolò Leoniceno)。莱奥尼切诺长期教授内科医学,他运用历史的、哲学批判的人文主义方法论来研究古代医学著作,在费拉拉大学开辟了医学人文主义的先河。
格里诺父子、卡尔伯内和莱奥尼切诺等人的教学为费拉拉大学吸引了许多来自意大利各地甚至国外的学生,这些学生学成归国后又把人文主义思想和方法在其故乡传播开来。匈牙利的帕诺尼奥斯(Janos Pannonius)曾跟随格里诺和济扎学习,回国后开始在匈牙利传播人文主义思想;德国人安格里克拉(Rudolf Agricola)曾于1475至1479年间在费拉拉大学学习,他在人文主义修辞学向北欧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艺复兴时期名气最大的印刷所——阿尔丁印刷所的创办人阿尔多·马努吉奥(Aldo Manuzio)也曾于15世纪70年代后期来到费拉拉大学学习。[19]
四、结语
总体来讲,由于人文主义者一直在政府、宫廷和大学之间犹豫不决,致使人文主义融入大学并发挥其重要影响的过程缓慢而艰难,但最终大学却成为人文主义繁荣和发展的最佳场所。
在意大利,人文主义进入大学并没有像后来北欧的大学那样遭到其他学科教授尤其是神学教授们的极力抵制,这首先是因为早在人文主义者到大学谋职之前,意大利的大学前教育就经历了一场人文主义革命。到1500年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大部分大学成员在进入大学前即已接受过人文主义教育,他们了解人文学(studia humanitatis),能够接受人文主义者成为他们的同事、老师或学生。其次,意大利各市政当局也希望人文主义者,特别是知名的人文主义者到他们的大学任教,因为这些人常常能吸引很多外地学生,从而有利于增加城市的经济收入和提高城市声誉。另外,长期以来意大利的神学教学一般都是在修道院或教堂进行,神学家通常很少与其他学科的教授发生联系;同时,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有关世俗的文雅学问上,很少直接攻击圣经理论,所以意大利的大学不存在神学教授担心人文主义者破坏学生信仰、彼此争夺学生或神学教授强烈抵制人文主义进大学的情况。与此相反,北方的人文学科发展较晚,神学长期以来在大学中居于统治地位,人文主义提倡的古典文化被视为“异端邪说”。因此,当16世纪初北方的人文主义者试图到大学谋职并在大学引进古典人文学科教学时,遭到了大学神学教授们的极力反对。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带来的“新知识”与大学传统的学习之间“实际上达成了一种有效的妥协与平衡,使得新旧传统之间能够消除敌对,实现长期和谐”[20]。“新知识”所承载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不仅影响了大学中人文学科的发展,而且还渗透到法学院和医学院中,使这两个学院的教学呈现出明显的人文主义倾向。它还推动了自中世纪末期以来大学的世俗化倾向,大学更加面向俗人而非僧侣,神学愈发变得无足轻重,大学教学在实际操作上开始更具灵活性,大学的现代性初露端倪。意大利大学人文主义教学强烈的世俗性特征还吸引了众多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这些学生学成回国后又在各自的祖国将人文主义新学传播开去,极大地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在全欧的进展,并由此引发了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欧洲的现代化之旅亦由此开启。
注释:
① 彼特拉克:意大利学者,诗人,早期人文主义者,被认为是人文主义之父。其与但丁、薄伽丘合称“文学三杰”。
② 萨卢塔蒂:早期人文主义者,曾任佛罗伦斯执政官。
③ 马尔帕西尼:早期著名人文主义者,布鲁尼、弗吉里奥和其他一些著名的人文主义者都曾经跟随其学习。
④ 克里索罗拉斯:拜占庭学者,希腊神学家、语言学家。
⑤ 瓦拉: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修辞学家,最早对罗马法进行评注的人,文献校勘学的奠基者。
⑥ 兰蒂诺: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杰出的拉丁语学者,佛罗伦萨文艺复兴运动代表人物之一。
⑦ 老博拉尔多: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语言学家和古典著作注释者。其侄子小博拉尔多也是位著名的人文主义者。
⑧ 1527年罗马大洗劫:1527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因不满教皇克雷芒七世与法王弗朗西斯一世结成联盟,命令阿尔瓦公爵率领西班牙军队和德国雇佣军征讨教皇,并对罗马实行疯狂洗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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