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的两本书
陈望道先生早年在日本留学四年,先后攻读了文学、哲学、法律、数学、物理等学科,所以学识十分渊博,更难得的是他在课外对马克思主义一系列的经典著作进行了认真的钻研。
“五四”运动发生了,陈望道先生乃从日本归国,投身于伟大的新文化运动。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聘请他担任语文教员,他于1919年6月到任。他的进步言行,遭到了统治阶级的迫害,并被加上“非孝、废孔、共产、公妻”的罪名,学校师生则纷起声援。由于环境过于恶劣,他遂于年底回到故乡,金华附近的义乌县分水塘村。在这山明水秀的环境中安下心来,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钻研。那时候这些书籍还没有中文译本,他兼通英文、日文,所以可以同时阅读这两种文字的不同译本,相互参照而更能把握其确切涵义。在这样的有利条件之下,他以英文本为主,以日文本加以参校,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部中文译本。
第二年春天,陈独秀邀请他来上海做《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筹建工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版了这一部《共产党宣言》,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重大的作用。从1920年到1927年,印行过好多版本,从此,广大进步人士才逐渐了解了马克思主义。
反动统治者本来就因浙江第一师范学潮这件事而对他很仇视,他又译了反动统治者像对洪水猛兽般害怕的《共产党宣言》,就成了他们造谣诬蔑的主要对象了,编造许多无中生有的所谓“新闻”,每次都在姓名之上加一顶“《共产党宣言》译者”的帽子。例如《社会新闻》,就在陈望道即将去安徽大学教“普罗文学”之时,刊出了“《共产党宣言》译者陈望道最近拟定赤化安大计划……已于……上任矣”的消息,又把这份报纸分别寄给了该大学的校长、文学院长、中国文学系主任,企图阻挠。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于是又制造别的谣言,或派人到课堂暗中监视,或在马路上背后跟踪。
可贵的是,陈望道先生从来不自诩在这方面的贡献。建国以后,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的《共产党宣言》在翻译和校注方面工作做得更为完善,发行量也大。但老一辈革命家和党史研究者仍牢记陈望道先生当年的不朽功绩。周总理就向陈望道先生询问过当时的翻译情况,并相互讨论了一些翻译上的问题。在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一书出版之前,已经有过唐钺、王易诸人的近10部修辞的书籍出版,但是都不太系统化,有的专门用古文作为例证,有的则类似西方修辞书籍的翻译,不能解决、不能说明语言上的、文学上的许多具体问题。刘大白为《修辞学发凡》写“序”,认为此书与马建忠的研究文法的《马氏文通》具有同样高的学术价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部学术著作之所以成为当代修辞学的奠基石,首先要归功于他始终把语文现象看成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之一,所以不仅重视文字,而且也重视口语。不言而喻,修辞不仅仅是文学家的事情,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无可回避的。一句话所表达的意思是否确切,是否能使对方因此而感动等等,莫不是修辞所决定。为了批驳某些老顽固的偏见,他尖锐地指出古文有修辞学可以研究白话文和口语无修辞学这种说法根本不能成立,因为许多古文古诗在当时本来就是地地道道的口语。
“文”和“质”之说已经沿用了千年以上,朴素无华或妙语如珠都被作为一种肯定的提法。陈望道十分科学而辩证地作了阐发,称“文”是积极修辞,而“质”力求明白精确,力求不致产生误解,有时候“宁质毋华”、“宁质毋巧”,是消极修辞的手法,这两者之间原无高低可分,而且也不一定矛盾的。
《修辞学发凡》一书原是他1923年到1931年在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执教时的教研成果,1931年反动统治因他同情“左”派学生、保护“左”派学生而横加迫害,他不得不离开复旦大学。就在这短暂的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内,他把草稿、笔记重加整理,很快就完成了定稿。
此书例证丰富又生动,作者博阅群书,固然例证俯拾即是,但他的取舍标准也很使人值得思考,绝大部分是人们极为熟悉的,例如《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水浒》、《儒林外史》等小说,用得相当多。当时在大中学课本中基本上不出现的元人杂剧,如王实甫《西厢记》、白朴《梧桐雨》、乔孟符《扬州梦》等作品,他也用了不少。
在积极修辞的“析字”格中,他甚至举了当时南京的政府官员薛笃弼的书信:“冯玉祥常说: ‘我去画我的丘八话,去作我的丘八诗。’”在释文中,说明了用“丘”、“八”二字代的“兵”字,因为“兵”原可以分拆成“丘”、“八”二字的。可见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具有通俗性和趣味性。建国以来,《修辞学发凡》曾一再重版,并非偶然。
我的良师孙伏园
孙伏园先生于1966年1月在版本图书馆馆长任上病逝于北京。当时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已经开始,我已经处于相当艰苦的境地,没有听到先生逝世的噩耗。
最早知道先生,是从鲁迅的《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原来他们本来就是师生关系,鲁迅一直对他很关心,也很爱护,他们在一起创办了《语丝》,而《阿Q正传》就是孙伏园先生具体负责编辑工作的时候发表的。
后来读《伏园游记》,觉得他们师生到陕西讲学的情况也十分特殊,尤其把讲学的报酬除了旅费开支之外都捐给了“易俗社”一事,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
我们注意到了鲁迅先生晚年的著作中几乎根本不提孙伏园了,主要原因恐怕在政治立场上,鲁迅先生从进化论转向唯物论之后,孙伏园依旧停留于个人民主主义,既没有响应对“新月派”的批判,又参加了以晏阳初为首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行列,分歧是客观存在的。但鲁迅也是在与人通信中偶尔谈起这些,并没有写文把这些分歧进一步公开披露。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重庆的《中央日报》,忽然请孙伏园出来主编《中央副刊》,郭沫若的一个历史剧就是在该刊逐日连载的。
那时候的《时与潮》、《时与潮文艺》等期刊发表了不少反映欧洲战场、非洲战场的通讯或报告文学的译作,对我颇有启发。我根据某些电讯写了一篇描写意大利人民反抗墨索里尼法西斯统治的短篇小说,名曰《威尼斯的忧郁》,冒昧地寄给了孙伏园先生,没有料到他相当喜欢,用了副刊整版篇幅,把小说一次发完。从此,我们就成了忘年之交。
孙伏园本来就很少发表作品,在他自己主编的那个副刊上几乎没有发表过自己的文章。具体的审稿、改稿工作,他都让其助手负责的,他本人只联系一批主要的作者。
后来他委托我办一件事,我情不可却,就接受下来了。这是因为,有些爱好文艺的青年经常慕名而拜访他或写信给他、要求给予指导和帮助,他觉得时间不够用,就介绍略有些基础的几位青年,先来找我,结果虽然有几位和我有些来往,大部分人执意要找他本人,所以我在这方面也没有减轻他多少负担。
我从郊区进市区探望孙伏园先生,次数也不多,因为往返要30多公里,交通有困难。可能他根本不到报社上班,所以记得都不是在报社见面的。他的衣冠服饰十分马虎,看上去谁都不会知道他还做过湖南省衡山县的县长,更看不出是个作家。
他个子不高,稍稍有些肥胖,面庞显得圆圆的,一团和气。鼻尖则略带粉红色。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是个做生意的人。他和弟弟孙福熙都去过法国,是喝过洋墨水的留学生,身上却毫无洋气,保存了比较土气的书生本色,十分难能可贵。
他谈起话来,也相当精练扼要,更绝少借鲁迅先生的声望以自我标榜,只有我问起有关鲁迅先生的什么问题,他才三言两语地回答我。他与陈翰伯等人后来创办了中外出版社,在上清寺设了一个门市部,只有一开间,很狭小,他自己就在门市部里凑合着干活。记得有一天,我去看他,天气刚开始热,我还穿着长裤,他却穿着短裤了,忙着为我张罗茶水,我于心很不安。他显得心情颇为愉快,我请他题写一张册页作为纪念,他在店堂里就大笔一挥,写了鲁迅先生一首诗,我现在还珍藏着。那是1945年的事情,已经46年了啊!
张若谷和《马相伯年谱》
谈起“抗战”时期“孤岛”的报坛,我想到了开始表现还不错,后来民族气节有亏的张若谷。
张若谷本来是在震旦大学读法律的,后来却没有做律师,写起文章来了,和邵洵美、叶鼎洛等比较接近,和进步力量一直距离较远。
我和他的接触就在“孤岛”时期。1938年秋,我在上海读高中,在《大美夜报》、《华美夜报》、《文汇报晚刊》等报刊上,用形形色色的笔名写稿。在《中美日报》写得更多些。“集纳”是该报的副刊,编辑经常来信,署名摩矩。文艺界朋友告诉我,摩矩即张若谷。
我本来对他的作品印象不深。那本《异国情调》记载了“抗战”前上海文艺界的一些琐碎史料。其中也评述了伏尔泰根据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的《中国孤儿》。他对绿蒂的《冰岛渔夫》和《伊甫兄弟》都作了介绍,也提到了留学法国的陈季同,用法文写过《中国戏剧论》,又用《紫钗记》故事写了小说和戏剧《黄衫客》。
至于他办的副刊“集纳”,内容比较芜杂,但爱国的热情还是充沛的,对汉奸们经常有所揭露批判。
他编写的《马相伯年谱》,一开始就是在“集纳”连载的,我是每篇必读。因为张若谷收集的材料相当丰富,所以比较详尽。
马相伯是海内外知名爱国老人。《马相伯年谱》连载刚完,就在大后方的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单行本。由张元济写了“序”,卷首并有郎静山所摄马老的玉照。另有方豪《马相伯先生在教事迹年表》、凌其翰《九三老人马相伯语录》、钱智修《马相伯先生九十八岁年谱》等3篇附录,不仅是研究马相伯的珍贵史料,也是研究天主教的重要文献。
《马相伯年谱》连载时,马相伯老先生正侨寓越南谅山。张若谷正要把连载稿寄往谅山,请马老亲自订正,不料,马老正好在此时逝世,所以原稿并未经过马老本人审阅。但一般舆论还是肯定张若谷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他还在“集纳”上译载了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剧本,受到了好评。
我于1939年底就取道香港到内地去了。但和张若谷还是通信。后来通信忽然中断,很久以后,知道他先被敌伪绑架,经不起考验,做了敌伪的“线人”了,很为他惋惜,也感到他可耻。
据说此人1960年前后才去世,从“抗战”胜利到1960年这一段时间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编辑家李俊民
李俊民,曾经是深受鲁迅、茅盾赏识的小说家,在“抗战”时期又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生平富有传奇色彩。
他在晚年献身于出版事业,则是一位颇有功绩的编辑家。现就这一方面谈谈他的掌故轶闻。
1959年中宣部有过文件,要宣传明代清官海瑞的事迹和精神。当时出版社和报刊要我写稿的很多。负责古籍出版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是主任李俊民和副主任陈向平。他们约我晤谈多次,准备影印明刊李春芳的《海忠介公居官公案》。我提出,此书所写内容与史实均不相符,而且也缺少文学性、趣味性,无非乌鸦鸣冤之类陈旧套子。李俊民果断地接受意见,中止影印计划。但考虑结果,还是要我注释一本《海瑞文选》,选目达到共识并不困难,但我送的几篇样品,都不合他的要求,正好热潮已逐步冷却,他又果断地决定中止《海瑞文选》这个项目。事情全过程就是这样,我们彼此都很愉快。
不久,在毛主席亲自关怀之下,《辞海》的修订工作开始,我参加了戏剧组。作为《辞海》副主编的李俊民负责文学组。我们两个组有不少“交叉”的词目,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他还是文学艺术组的大组长,有时要主持会议,研讨共通性的问题。他总是虚怀若谷,倾听大家的意见,作出的论断总是非常客观,极少偏颇。
他不仅原则领导,还过问一些具体问题。当时张丑写本魏辅的《南词引正》刚被路工发现,我开始觉得和原来流传的《曲律》出入不十分大,未予重视。李俊民希望我认真探索,说得很恳切,我这才把《南词引正》和《曲律》作全面的对比,果然发现新的材料不少,对昆腔流传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把《南词引正》写成专条后列入《辞海》。由于材料丰富,于是我又写了长篇学术论文,刊发《文汇报》,题为《〈南词引正〉中的几个问题》,纠正了南戏专家钱南扬先生的某些误解。
“文革”以后,百废俱兴,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李俊民担任社长,使上海成了全国出版古籍质量居于领先地位的城市。论条件,上海比北京的中华书局差得多,但出书却毫无逊色。这和他的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有密切关系。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一种学术性较强、层次较高的期刊,名《中华文史论丛》,在国际间评价甚好。但印数不多,不能赚钱。李俊民决定坚持出下去,以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主编者有三人,但罗竹风忙于社联工作,朱东润在复旦专务教育,实际上具体负责主编的是李俊民,从旁协助他的是钱伯城。
在李俊民惨淡经营之下,《中华文史论丛》成为具有国际权威性的论著丛书,美国与亚洲的汉学家也时常在此发表专文。在《中华文史论丛》发过论文与否似乎成了评价学者、专家的一个标准。在他的鼓励之下,我先后也在《中华文史论丛》写了六篇论文。
当李俊民80高龄时,我有一次巧遇向他问好。问起生活工作近况,他告诉我,年纪大了,精力不济,但仍在看一部分《中华文史论丛》的稿子。可见他对这丛刊感情之深。
这样一位年高德劭的资深编辑家,却从不考虑自己许多佳作的出版。一直到1993年,亦即他逝世这一年,才由他的家属帮助整理出版了一册《李俊民文集》。可以说,作为编辑家的李俊民始终是在忘我劳动的。
(选自《文坛艺林备忘录》/蒋星煜 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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