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佐证。但十分遗憾的是，雍正年间的材料已不传世。不过从其设为省会书院并赐帑金来看，城南书院此时有教学活动是无疑义的，只是正规的教育还有待来日。很明显，城南书院此时还没有真正地成为一所省会书院。
三、乾嘉年间的几番修复
城南书院在雍正年间的资料已不传世，直至乾隆年间，才有可靠的“教学”记载。此时，清王朝的书院政策更加明确，书院逐渐被纳入官方教育体系，并且由讲论理学逐渐改为研究汉学，教学——为科举培养人才逐渐成为书院的主导，朝廷积极鼓励书院的发展。据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上谕称：
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材，广学校所不及。我世宗宪皇帝命设之省会书院，发帑金以资膏火，恩意至渥也。古者乡学之秀，始升于国，然其时诸侯之国皆有学。今府、州、县学并建，而无递升之法，国子监虽设于京师，而道里辽远，四方之士不能胥会，则书院即古侯国之学也。[10]
朝廷承认书院是一种教育机构，有“导进人材，广学校所不及”的作用，将省会书院比作 “古侯国之学”，肯定了“宇宙之事功，视乎人材；人材之造就，在于学校。书院者，拔学校之尤而切劘淬，历以收造士之实效，辅学校之不逮”。[11]乾隆帝认为国子监作为国家文化中心，由于“道里辽远”，并不能覆盖全国。各地方的省会书院等著名大型书院，可以成为所在地方的文化中心。府、州、县学无“递升之法”，省会书院正好可将地方高等人才汇集起来，以弥补国子监之不足。这样，中央有国子监，地方有省会书院，在中国各省府就形成若干文化中心。对于乾隆帝的书院政策，地方大员纷纷响应。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杨锡绂任湖南巡抚，将城南书院重建于长沙城东南隅的都司旧署，并开始在长沙府招生。杨锡绂在《改建书院叙》中记载了重建城南书院的原因：“乙丑（乾隆十年）夏，绂恭奉简命来抚是邦，下车后即亲赴岳麓瞻仰宸翰，课试生童，乃肄业诸生寥寥无几。细询其故，缘岳麓离城十余里，中隔湘江，春夏水涨弥漫，稍遇风涛，即须守侯，不能截渡，士子多因畏涉不前”[12]。由此看来，清初长沙书院中，有严密的教学形式，即与科举紧密相关的教学式书院，可能只有岳麓书院一所，因此长沙士子才须渡江求学。乾隆十年以前的城南书院，可能由于仅仅间有讲学活动，而无诸生肄业制度。所以杨锡绂说：“久废为僧舍，不可复问。”[13]我们知道，古代书院讲学地点非常自由，在僧舍讲学亦是常有之事。可以推断，城南书院大致是这样一个情形。
然而城南书院这样的情形，根本不能合乎政府“推广教化”的要求。在有岳麓书院代表官方的情况下，城南书院自然未被重视，巡抚等官吏多课试岳麓书院。因岳麓书院在湘江之西，学子求学以及官吏课试极为不便，且城南书院旧在城内，昔为朱张讲学之地，已于雍正十一年设为省会书院，巡抚杨锡绂决定重建城南书院，以解决过江赴岳麓书院课试不便的问题，在“城之东南隅都司旧署增建学舍，兼录童生，为长沙一郡之书院”[14]。重建后的城南书院，计有御书楼、礼殿、讲堂、斋舍，分正谊、主敬、进德、存诚、居业、明道六斋，共八十间，藏书数千卷，并移岳麓书院的生童到这里肄业。
很明显，城南书院的这次改建，绝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的变化，也不仅仅是斋舍规模的增加，而是书院性质的重要变革，其功能也由自由的讲学开始转变为有严密规章制度的教学。这个官方化的性质，基本影响了城南书院此后在整个清代的发展。当然，张栻所倡导的湖湘之学的经世致用精神并没有被磨灭，杨锡绂等人仍旧试图使新建的书院接续宋代以来的这一文化传统。正如杨锡绂所说“志旧也”[15]。一方面，书院院名仍为“城南书院”，尽管新建书院已不在城南旧址；另一方面，书院还建有御书楼，中祀朱熹、张栻两夫子及有功于书院诸先贤，以为诸生朔望行礼之所。
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城南书院在湖南巡抚觉罗敦福时期再次得到了重修，天心阁被并入书院。从觉罗敦福撰《重修城南书院碑记》中，亦可窥见此次修复的大致情形：
（乾隆二十八年）桂林相国（陈宏谋）来抚湖南，通筹两书院经费事宜，始令城南按岁支销，与岳麓并，定有成例。又十有二年，余摄官抚军于是邦，因相国之通其变，增酌规条，一切顿加慎密。又时率僚吏来城南，与诸生崇奖德义，考评文章。见其地气交脉，聚突怒构，起收纳隔江，峦入轩窗几席，而所植树木根干□砢，柯叶蓊郁，势隐隐出墙屋，上通云气。凡先后读书城南者，亦多成业发名，人材辈出，收效亦与岳麓等。独书院历岁年，桶□腐，盖瓦级砖，滋缺赤白，亦漫漶剥落，佥日是不亟修且壤不可止。余与前署方伯永公，今署方伯梁公，署廉使江公，观察仓公，前长沙太守察王公筹废鸠工，换脆以致缋黯以鲜无侈无费治之则已。天心阁雄控湘城，实培卫书院。则重新之复，甃石甬道，用壮登临。是役也，非徒复清江中丞（杨锡绂）旧观，亦庶几存晦庵、南轩两大儒遗泽于勿替。[16]
觉罗敦福在此碑记中粗略地记录了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湖南巡抚陈宏谋统筹岳麓、城南两书院经费事宜及以后各官吏酌增规条、课试诸生、崇奖德义、考评文章的情况。经过湖南各大吏的热切关心与鼎力支持，城南书院在乾隆年间的规制已十分完备，而且在培养人才方面也已经与岳麓书院并驾齐驱，取得了 “先后读书城南者，亦多成业发名。人材辈出，收效亦与岳麓等”的效果。这次整修，如觉罗敦福所言，仍是为了“亦庶几存晦庵、南轩两大儒遗泽于勿替”，即继续阐扬城南书院的文化精神。
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城南书院在天心阁处再次经行修复，当时城南书院主讲陈士雅撰《三修城南书院碑记》，以记其始末：
姑藏张公桐圃（张翙）任长沙太守之二年，周视栋宇，见其剥□刓缺，慨然曰：“此余责也”。未及为而迁任他郡，濒行捐廉四百金，属善化丞王公学源，由圣庙经始。太守吴中沈公筠堂继至，复捐金五百有六十，加购林木瓴甓。凡堂室、楹□、阶庭、壁牖，各因其故而更新之。先是觉罗敦福大中丞虑书院日久将圯，尝加葺完，并及天心阁。天心阁者，翼然临于书院之前，当省会地脉最高处。届今二十有三年，倾漏甚，公亦筹经费修治焉。四阅月而皆落成，时士雅适主讲其中。[17]
陈士雅将太守张翙、沈筠堂为这次修复捐金详加记载，表彰其端士习、正人心、隆治道之功。
天心阁“雄控湘城”，地位之要不言而喻，能够并入城南书院，反映出城南书院从乾隆十年到乾隆四十二年短短几十年间的重大发展。同时，也可以看到城南书院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无论如何官方化，其精神价值的追求始终没有偏离它的创始人张栻，并且试图将其学术精神发扬光大。
所谓“形非图不明，图非记不晰，图记非事迹则无征”[18]。图1即乾嘉时期城南书院规模的概况图。
图正中为书院大门，额曰“城南书院”，其后的讲堂上悬“道南正脉”匾额。此匾额为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书院改建时，摹岳麓书院御书匾额所得。接着为书院的斋舍，从前往后依次为主敬斋、存诚斋、进德斋、居业斋。讲堂
两旁左为正谊斋，右为明道斋。斋舍依
图1（嘉庆）《善化县志·城南书院》图
次相连，将书院连接起来。书院的左边为御书楼，中祀朱张两夫子。尽管没有建立文庙，其御书楼居书院之左，且中祀朱张两夫子，有类于祭祀的功能。可以说此时的城南书院也具有古代大型书院左庙右学的建筑规制。
四、道光年间成为通省书院
乾嘉时期的几次重要修复，为城南书院在道光年间成为通省书院作了准备。城南书院最终能够在道光年间成为通省书院，即面向全省招生的书院，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的重修。其重修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城南书院斋舍至嘉庆末年已不能应付，而且城内地窄人稠，无法扩充，加之市厘喧嚣，不利于士子研读。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八月，左辅任湖南巡抚，赴城南书院课士生童，“周视院宇，渐就倾颓，斋舍亦甚逼仄，基地无可扩充。地邻善化县，治胥狯猥，杂形接影，构习尚颇岐。”[19]其次，湖南偏远地方的士子想入省城求学，“诸州邑士子以地居僻远，莫广见闻，吁请就学者甚众。而岳麓书院斋室仅敷定额，既不能容。城南一院又不足入。”[20]最后，长沙城旧有城南书院在妙高峰下，地幽且旷，在宋时已负盛名，“南轩先生城南书院在南门外二里许，妙高峰之阳……其地麓山湘波，前拱右抱，高峰之冈，坡迤衍环之，□土时露墙基，间存石础。洵南轩先生书院旧地，地幽且旷，移建实宜。”[21]因此为“远尘俗之嚣，聆清幽之胜，踵名贤之迹，兴尚友之思”[22]，为城南书院寻求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巡抚左辅奏获“谕旨”，在妙高峰故地按照城南书院原貌进行大规模复建。对于这次大规模重建，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二月，左辅的《重建城南书院碑记》记载甚详：
……与问原中丞及省垣诸君率先捐廉，购料兴工，通市集费，逾年告成，规制大备，与岳麓书院巍然并列。各郡士子弦诵有所，此又城南改建为通省书院之始也。院筑外墙一周，通百八十七丈。院前屏墙一，夹立两坊，左颜“岳峻”，右颜“湘清”。右坊后为月榭。屏墙内有池，甃石为栏，即禁蛙池。为门再重，两门之间，迤左为监院署，中为蒙轩，门后为讲堂，堂深六寻，广称之。堂左四斋，曰居业、曰进德、曰主敬、曰存诚。右二斋，曰正谊、曰明道。斋舍各二十，通百二十舍。堂后为书楼，合左右共十楹，山长居之。楼后高阜为卷云亭，楼之左为丽泽堂，有室椭长疏窗。旁达为听雨舫，吾侪讲课息燕之所。又建南轩先生祠于左，斋之左前为文星楼。楼外有洼地如池，可莳芰，桥穹然横其旁，迤带冈阜，随其高下。更增草亭，罗植花竹，亦息游之选地也。是役也，于南轩诸迹标举其六，固未必合于古，而藉以存其名，亦诗人爱树之贻，且以动诸生仰希先哲之意云。道光二年冬，堂斋既成，谨以具奏，奉旨嘉奖，允赐御书匾额敬摹悬之。[23]
这次重建与乾嘉年间的重建有很大不同，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选址为城南书院故地，这使重新建立的书院更易与张栻自由讲学与传道济民的精神相近，更能名正言顺地承接城南书院学为圣贤的传统。左辅曰：“余为诸生易视听，谋居处，苦心经营，俾学于此，岂仅以复名迹为美谈？愿诸生履先贤之居，求先贤之学，经明行修，立体备用，文章功业为盛世名臣。”[24]第二，书院的规模大大扩充，书院围墙共一百八十七丈，讲堂深六寻，斋舍共一百二十间（较之乾隆年间在城内时的八十间斋舍增加了一半），与“岳麓书院巍然并列”。第三，得到皇帝的高度重视，道光皇帝给予了“嘉奖”，亲书“丽泽风长”四字匾额，书院落成后榜于讲堂。第四，由于地处妙高峰，有听雨舫等优游休憩之所，对于师生修养身心意义重大。
早在嘉庆时期，城南书院在造就人才方面已不亚于岳麓书院，经过这次整修，整个书院在规制上达到了相当规模。正是由于以上因素的影响，在招生方面，官方终于给城南书院以岳麓书院同等的待遇，即其招生范围不再局限于长沙府一地，而是扩展到整个湖南。总之，截止到道光初年，城南书院在清代可以说是经历了两次重建、三次修复。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城南书院正式向全省招生，成为与岳麓书院一样的通省士子肄业之所，开始了通省书院的历程。图2即道光初年城南书院重建后的规模概况图。
图2 （光绪）《善化县志·城南书院》图
从图2可知，城南书院大门前为禁蛙池，左右各一牌坊，左为“岳峻”，右为“湘清”。大门后为题有“兰芷升庭”的院落，其后为讲堂与书楼。讲堂左为东斋，由右至左依次为居业斋、进德斋、主敬斋、存诚斋，右为西斋，又左至右依次为正谊斋、明道斋。东斋后为监院，西斋后为新建的日新斋，日新斋后为月榭。书楼左为丽泽堂、花厅。这是城南书院的主体建筑，其南轩夫子祠、文星阁、卷云亭建立在妙高峰上，而文庙建于书院之左，泮池、大成门、大成殿一如黉序。
以上是城南书院在清代最具代表性的发展历程，道光以后各朝对书院时有修葺。如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城南书院毁于兵火，据光绪《湖南通志》卷六十八记载：“咸丰二年，粤寇（对太平军的诬称）犯长沙，堂室斋舍毁坏，山长陈本钦修葺。”[25]陈本钦在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刊刻的《城南书院课艺》中亦记载：“粤寇壬子秋七月突犯省垣，阅八十一日乃解围。去而书院官书万余卷及私藏书籍、字画壹是荡然无存，且余家附南郭庐舍，皆化为乌有。盖一毁于贼，再毁于兵，三毁于濠夫。”[26]战后城南书院时有修葺，并建二贤祠，祀陈子良、屈原，人文日盛。同治年间，城南书院的斋舍亦有修葺，郭嵩焘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任城南书院山长时，建立了名宦乡贤祠、船山祠，祭祀王夫之开始成为城南书院的重要传统。城南书院在浴血兵火之后，愈发重现往日的风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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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编写组.湖南第一师范校史（1903—194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2.
[4]冯象钦，刘欣森.湖南教育史（第一卷）[M].长沙：岳麓书社，2002：459.
[6]（乾隆）善化县志（卷之六·学校志·书院）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刻本.
[7][8][10]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五·礼部·学校·各省书院）.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
[11][12][13][15][16][17] [清]余正焕.城南书院志（卷四）[M].清道光五年（1825年）刻本.
[18][22][清]余正焕.城南书院志（卷一）[M].清道光五年（1825年）刻本.
[25]光绪湖南通志（卷六十八·学校志七·书院一）.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本.
[26][清]陈本钦.城南书院课艺[M].咸丰四年（1854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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