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邓小平就如何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思想主张。他强调要不断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要完善党的制度建设，健全党内民主；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关键词］ 邓小平 执政党建设
执政党能不能成功执政，归根到底取决于执政党自身的状况。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围绕“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1］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不懈的探索，就如何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主张。学习邓小平的执政党建设思想对于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有重要意义。
一、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
邓小平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党的先进性建设这一概念，但他要求党要结合国情、党情、世情的变化，与时俱进，不断加强党的先进性思想却一直贯穿他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始终。早在我党执政之初，他就在《共产党员要接受监督》一文中指出：“共产党有没有资格领导，这决定于我们党自己。”［2］1980年，他又结合我们党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极大损害的状况，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问题，是要恢复党的战斗力。党应该是一个战斗的队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只有恢复到这种状态，党才能有战斗力。”［3］1992年，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他又一次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要“把共产党员教育好”的问题，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4］这里，他已经把党的先进性建设上升到了党和国家是否变颜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高度。
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之所以强调加强党的先进性，是与我党取得执政地位后所面临的新情况分不开的。他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国家的状况不同了，党的状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党的组织，无论是数量上或是在党员成分上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而且多数党员都在各级国家机关、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中担负了一定的工作。”［5］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面临着新的考验。
考验之一是邓小平清醒地看到党的执政地位不可避免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混进党内。他在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如果在以前，一个人决心加入我们的党，往往表示他决心冒着丧失自由和生命的危险，去为群众的利益斗争，去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斗争；那末在现在，就容易出现这样的人，他们为着取得名誉和地位而入党。”［6］这些人入党仅仅是为了个人私利，为了取得荣誉和地位，他们在入党后不会去支持群众的利益，反而妨害群众的利益。
考验之二是党执政后，处于和平的环境之中，一些党员身上滋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早在八大报告中邓小平曾尖锐地指出:“有一些党员，稍稍有点工作成绩，就自以为了不起，就看不起别人，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似乎当了共产党员，就比非党群众高出一头。”［7］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根源于党所取得的领导地位，而这种骄傲情绪势必会影响党员的先进性。他讲：“骄傲……对于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它是一种腐蚀剂，它可以引导个人主义发展，把一个满腔热忱的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丧失掉，而堕落到最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8］
考验之三是改革开放以后，党领导国家建设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将党的建设也置于瞬息万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党内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领导上软弱涣散的情况。针对这些情况，邓小平叮嘱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我们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9］要通过抓，切实改善党的自身状况，“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10］
鉴于以上考验，党如何既顺应时代的发展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始终得到最广大人民的认可、支持和拥护。对此，邓小平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思想主张。
第一，严格入党条件，对党员严格要求。党员的先进性直接影响党的先进性，而党员的先进性又直接体现在权利和义务的行使和履行中。邓小平强调，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必须严格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我们党不但不需要,而且不允许有任何在遵守党员义务方面与众不同的老爷。”［11］1980年，邓小平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新党员中，有一些因为一直没有受到党的教育，不能成为群众的模范，不合格。而有些老党员长期很合格，现在也不那么合格了。所以“合不合乎党员的资格，合不合乎党员的条件，这个问题不只是提到新党员面前，也提到一部分老党员面前了。”［12］要在教育的基础上搞好党员内部的整顿。
第二，加强党内监督。党内监督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途径。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他就指出，“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13］随后他又在《共产党员要接受监督》一文中强调“党的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群众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14］邓小平特别强调群众监督。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进一步指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15］
第三，密切与群众联系。邓小平指出，我们党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正因为她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现在党已经是全国执政的党，处于这样的地位更容易使一些党员干部居功自傲，脱离群众。因此有必要重申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16］
第四，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党风建设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改革开放使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邓小平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17］；“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18］惩治腐败，一是靠教育，二是靠法制。邓小平更加强调法制，他认为“搞法制靠得住些”，对于腐败案件处理不能迟，不能手软，只有这样才能纯洁党风，保持党的先进性。
二、完善党的制度建设，健全党内民主
邓小平对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作了深刻的阐述。1980年，他就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20］具体地说，邓小平主要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鉴于党和国家缺乏民主传统，所以，完善民主集中制的首要问题是发扬民主、保障民主。邓小平讲：“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21］自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民主生活出现不正常。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主集中制還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邓小平指出，要创造民主的条件，倾听群众的声音，“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22］在党内部生活中要注意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相结合，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第二，加快法律制度建设。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其“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一些领导人的话当做“法”。因此，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和完善各种法律，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985年，当问及中国共产党准备用什么办法解决少数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现象时，他说：“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23］1986年，他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著名论断。1992年他在南巡讲话中再次强调，“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第三，加快建立中青年干部培养机制。邓小平特别重视干部队伍建设。他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24］
文革期间大批干部遭到迫害，加之国家面临现代化建设巨大任务而现有大批干部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对此，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深感忧虑，他指出必须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必须要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后继有人。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选拔接班人的标准，必须是“德才兼备”。而且要求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要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
三、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邓小平执政党建设思想的基本观点，也是他在领导我们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反复强调的一点。但他同时又指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25］“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26］1986年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他强调：“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1987年10月他又再次强调：“现在提出党政分开，但不管怎样还是共产党领导，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27］
邓小平所以如此强调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是和我们党长期以来存在的权力高度集中党政不分的状况分不开的。长期以来，由于我党一直沿袭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的工作，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邓小平认为，随着党成为执政党之后，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这种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的情况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因此，“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28］
就如何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提出了他的基本主张：
一是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改善党的领导的突出位置。邓小平一向重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他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优良传统，是由党的性质、领导职能决定的。尤其进入改革开放建设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都必须大大加强，决不能削弱。”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各级党组织应该把大量日常行政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交给政府、业务部门承担，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如果一时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至少也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上，否则党的领导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强。”［29］
二是党政要分开。邓小平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强调党政分开的重要性，他说：“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30］不仅如此，在如何解决党政不分问题上，他还提出一些具体的设想。如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党委应该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党委不要设经济管理部门，那些部门的工作应该由政府去管等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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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7］［8］［11］［13］［14］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P274，P214，P242，P214，P203，P243，P215，P270-271.
［4］［9］［10］［17］［18］［23］［24］［27］［30］鄧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P380，P314，P39，P314，P379，P148，P380，P257，P177.
责任编辑 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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