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担任政府总理，为创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新文艺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周恩来在党如何领导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问题上，发展并丰富了毛泽东文艺思想。
中国美术这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而周恩来对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关怀程度远远超出了一个总理从本职工作意义上对美术的过问。作为一个日理万机的大国总理，周恩来对美术工作的关怀之多，与美术家的关系之密，是极其难得的；其次，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特殊身份和具有丰厚艺术修养的学者品格使周恩来在美术领导工作中，不仅仅是以总理的特殊身份来对美术工作提出要求，同时也以学者的品格切入。
开国大典时的周恩来
一、美术工作为人民——以周恩来关怀新中国连环画出版为例
1949年12月，根据毛泽东“连环画小人书，大人也看、孩子也看，有文化人看、没有文化人也要看。要专门成立这样的出版社”[1]的指示，周扬委托蔡若虹建立了“大众出版社”，专门出版连环画。
1951年9月15日，全国第一家中央直属的美术专业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周恩来题写了社名，这是周恩来为出版单位所做的唯一的题名，随后地方美术出版社成立，也都沿用这一题名；中国美术家协会的机关刊物《美术》月刊，也是从人民美术出版社这一题名中摘用了“美术”两个字为刊名，沿用至今。之后，大众出版社被并入了人民美术出版社。据姜维朴回忆：“萨空了同志说，人民美术出版社是周总理题字，周总理一再教导，不要忘记了前面两个字‘人民’，一定要为广大人民服务。要发展中国连环画事业：第一、要像毛主席说，大人看、小孩看，有文化要看，没有文化也要看；第二、要尽快建成文化基地，这是关系到下一代的事情，这个任务很重。”[2]经过筹备，很快就成立了连环画编辑室，由姜维朴具体负责。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的连环画，有反映儿童生活的《我要读书》等，古典题材的《水浒》、《西厢记》（王叔晖绘）、《孔雀东南飞》、《东郭先生》、《武松打虎》、《梁祝》等，反映现实题材的《志愿军画传》等等，这些连环画出版物很受读者欢迎，也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不仅是孩子看，更多是青年和大人，还有一些翻译成外文。
1959年—1961年的“三年经济困难”，加上“左”的思想和“浮夸风”的影响，给文艺工作带来了不良的后果。人民美术出版社正在进行编绘的连环画，如《达吉和她的父亲》（根据高缨原著改编）、《胆剑篇》（根据曹禺原作改编），都因有较大争论，不得不停顿下来。连环画出版工作出现了令人忧虑的局面。
1965年12月，文化部召开了全国年画、连环画出版工作会议。这时已是“文革”前夕，文艺界、出版界的气氛颇为紧张，当会议结束的前夕（12月25日），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接见了与会代表，周恩来等领导人绕场一周向大家挥手致意后与参会者合影。
“文革”开始后，连环画出版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正常工作几乎停滞。“连环画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古今中外，无所不有，真可谓危险地带”，“眼看一批批连环画被毁掉，真是肝肠断裂，而又无可奈何!直到1970年图书阵地还是一片荒芜，孩子们没有书看……”，“只允许编绘样板戏，而且编绘必须与舞台形象一模一样，连《红灯记》李奶奶房门门帘上的补丁在哪一边，大小比例，都不得变化。画出初稿还要先送样板戏剧团审查后，再送由‘四人帮’操纵的文化小组审查”。[3]这就是当时的境况。
1970年9月17日、1971年2月11日，周恩来两次接见国务院出版口（临时性的出版领导机构）领导小组，在询问青少年图书出版情况时，一再要求出版单位尽快恢复业务，并询问：有没有人编“小人书”？要抓一下连环画工作，新书要出，过去的也要选一些好的再版，一定要解决青少年没有书看的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于1971年3月15日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期间，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人民美术出版社向会议报了重版的一批连环画选题。会议结束后，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先整理再版了一批优秀的连环画，后又组织编绘一批新作，如《黄继光》、《杨根思》、《一块银元》、《艳阳天》、《金光大道》、《红旗渠》、《列宁在1918年》、《铁人王进喜》、《无产阶级的歌》……部分作品印数达数百万册，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鸡毛信》、《岳飞传》等都供不应求，书店几乎天天要排长队。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停刊多年的《连环画报》也于1973年10月正式恢复出版。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使周恩来面临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但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始终坚持文艺为广大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向，坚决贯彻、执行和发展党的文艺方针。
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二、中国画院的创建
1949年4月的《人民日报》展开了针对“国画”的讨论；1950年创刊的《人民美术》，发表了李可染的《谈中国画的改造》、李桦的《改造中国画的基本问题》，这推动了一场“新国画运动——亦即国画的改造运动”；1953年2月28日由文化部筹建的中国绘画研究所在北京成立以团结新老国画家，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绘画为宗旨，任命黄宾虹为所长，全国各地著名画家为研究员，副研究员等，“然而没有多久一栋小楼盖起来了又改名为民族美术研究所，将研究中国绘画变更为美术理论研究”[4]。这时，对民族文化艺术价值的认识开始逐步深化。到1956年，国画的改造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展国画艺术》，像齐白石等一些老画家也开始获得政府及社会给予的很高荣誉，这些都说明国画受到了全社会的重视。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为推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即“双百”方针，毛泽东认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是一个“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一个基本性的也是长期性的方针”，“而且推而广之，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5]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56年6月1日，周恩来主持国务会议，作了关于建立北京、上海两个中国画院的决定。有关画院的命名，胡絜青回忆：“1953年，总理为齐老人过生日在欧美同学会举行宴会，约请了在京的著名老画家出席作陪，其中有画家秦仲文、陈半丁、于非闇、吴镜汀、胡佩衡，舍予和我应邀出席。在此之前，国画家们曾上书总理，诉说中央美术学院停发聘书之后他们感到没有出路。总理特意把北京国画界的代表任务聚在一起，当面听取意见。他一方面在中西两派画家之间做调解工作，呼吁大家团结起来，发挥各自的传统优势，为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兴盛发达而共同努力，另一方面又萌发了一个新想法，与其长期僵下去，不如单独成立一个国画家的专门机构，由国家来办，组织国画家搞创作，切磋技法，学习政治，改造思想，只是不搞教学。这便是1957年北京画院的由来。总理还对‘国画’这个词发表了看法，以为这样分类不利于团结，不如叫‘中国画’。画院成立的时候，便称作‘中国画院’。”[6]
1957年5月14日，北京中国画院宣告成立。周恩来当时刚刚参加完一个重要活动立即赶到会场，亲自致了祝词，并作了重要讲话。
周恩来在讲话中，首先从画院的名称开始谈起。当时曾经有人提出画院的名称要叫“北京国画院”企图把画院办成“一家天下”。周恩来针锋相对地提出应当叫“北京中国画院”，他说：“‘国画院’的提法感到它有独霸思想，我是不赞成的。比如我们叫工业产品的‘国产’，它区别于外国造的产品，而艺术就不是这样，除了中国画，还有别的画种，不能用一个画种代表国家。不能‘只此一家，别无分号’。”[7]
从是否有利于促进和推动文艺的繁荣和发展来说，有两种对立的文艺方针，一种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另一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文化专制主义。前者促进和推动文艺的繁荣，后者则阻碍和扼杀文艺的发展。周恩来的这一番话，无疑为中国画发展指明了出路，同时也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巧妙的斗争艺术。他谆谆告诫美术界要加强团结，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教育与会的美术工作者，要按照毛主席关于“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很好地团结起来，“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周恩来说，我们主张内部团结，不是取消自己，而是相反——加强自己。只有有自信心的人才承认人家的长处，无自信心的人才盲目否定人家。周恩来在会后照相时，还特别意味深长地把一位老中国画家和一位雕塑家拉到自己身边，风趣地说：“你们要中西合作嘛！”据艾中信回忆：“我清楚的记得在北京中国画院成立大会上，周总理亲临讲话，他首先批判了当时对中国传统绘画的虚无主义，同时也批判了保守主义。总理在讲话中以徐悲鸿先生为例，说明继承民族优秀传统和吸收西洋科学技术的关系。总理说徐先生的作品，能够融合中西，徐先生是他生活年代的一位大师。”[8]
周恩来针对中国画的继承传统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他说：“吸收传统，也不是样样都吸收，还是要批判接受，要鉴别。”周恩来还热切地希望美术界“加强研究，不断提高，超过前人！”
周恩来在讲话中一再勉励广大美术工作者“努力创作”，“要首先明确为何人创作，为何人服务”，一再强调了毛泽东关于“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周恩来还一再嘱咐要努力培养青年，教育青年在幸福时还要想到困难的一面，要克服困难，要勤学苦练、吃苦耐劳。周恩来在讲话的最后强调：“要百花齐放，众美争妍。各种画派都应让他放一放，只有在长期的考验中，才能决定美不美。总之，要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创造新美术而奋斗！”[9]
三、“宾馆画”与“批黑画”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使文艺的真实性丧失殆尽，他们利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要求，在真实性的问题上，制造了种种反动谬论。十年浩劫，百花凋零，万马齐喑。既使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仍然对这些倒行逆施的行为和言论进行了有力的抵制和斗争，力争为广大美术工作者创造正常的创作环境，保护老画家，并得到毛泽东关键性的支持。
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之后，在10月开始的“批林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在对外宣传和外贸工作中指示：“内外有别”，“不要强加于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据此制定了工艺美术出口和生产的方针。是年年底，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前两个月，周恩来指出接待外宾和华侨、港澳台同胞的宾馆到处挂毛主席像和毛泽东语录不妥，并指示说：“宾馆的布置要朴素大方，要体现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艺术水平，要有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要陈列国画。”[10]有关部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组织全国各地的美术工作者创作了一批美术作品。
1972年2月，春节过后，在“文革”中遭批斗的一批著名画家，相继到北京饭店、北京国际俱乐部、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等创作一年有余。之后，北京之外的国内各大城市如西安、广州、上海等地，也开始纷纷组织各地著名的美术家去创作以山水、花鸟为题材的国画作品。当时的创作主体是一批享有盛名的老艺术家，如在北京的就有李可染、吴作人、李苦禅、黄永玉、田世光、黄润华、宗其香、俞致贞、董寿平、黄胄、李斛、陶一清、关松房、许麟庐、彦涵、阿老、张凭、董义芳、等。创作美术作品的总量不可数计，仅李苦禅一人即无偿作画三百余幅，宗其香完成180多幅。
北京集中画家进行创作，是由阿老负责的。当时中央美院的画家们正在河北农村参加劳动，李可染、田世光、陶一清等先后被请回北京，他们与留在北京的画家们组成了两个创作班子，一个在国际饭店给外交部绘画，其中有李可染、陈半丁等；一个在干面胡同外交人员服务局为国际俱乐部绘画，其中有阿老、董寿平等。画了约有一年，他们又开始给北京饭店的新楼创作中国画。
1971年至1973年间，这些中国画画家根据周恩来的具体部署，创作一些非政治题材的作品用以装饰宾馆，改变了当时普遍以毛主席语录做装饰的情况，所以称为“宾馆画”。这可以算得上是“文革”中罕见的一次有组织的著名艺术家的群体活动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是极为可贵的。
1974年春，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周恩来的处境日益艰难。“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阴谋的需要，在江青等人的策动下，整个美术界又掀起了一股狂风巨浪。他们抓住宾馆画等问题大做文章，借题发挥，策划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黑画”闹剧，声称要反击所“美术领域黑线回潮的复辟逆流”，将矛头指向周恩来。
这场在美术界制造的所谓批“黑画”运动是从批判《中国画》画册开始的。这本画册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为了出口宣传的需要，由当时的外贸部门印制的一本出口画样本，作为工艺品出口的广告。这样做，对于扩大中国在世界的影响、促进外交工作、增加出口创汇等都是有利的。《中国画》不仅收录了一些知名的国画家当时创作的绘画作品，而且还收录了他们以前的一些代表性作品。
1974年2月15日[11] 至4月5日，在中国美术馆一楼西南角展厅举办了内部画展，名曰“批林批孔联系美术战线实际”，共展出18位画家的215幅作品。3月间挑出“最黑”的“黑画”移至人民大会堂展出。这些所谓的“黑画”都是“四人帮”派人去全国十几个省、市，去国际俱乐部、北京饭店、荣宝斋、文物商店、北京画院、美术学院等处搜罗来的。
除北京、上海外，陕西也是“重灾区”，有20多位画家被扣上了“反动画家”、“黑画家”的帽子。这场由“四人帮”策划和发动的批判“黑画”运动，是“批林批孔”运动中对周恩来的攻击和排斥，尽管造成了一些恶劣的影响，但由于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并且遭到广大美术工作者的抵制，最后不得不草草收场。而周恩来让画家为宾馆作画表明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一种自觉的保护意识，更是对广大美术工作者的尊重和保护。
注释：
[1]根据笔者采访姜维朴的采访稿整理。
[2]姜维朴：《巨大的鼓舞 亲切的叮咛—追忆周恩来同志对连环画事业的关怀》，《美术之友》，2002年第2期。
[3]姜维朴：《巨大的鼓舞 亲切的叮咛—追忆周恩来同志对连环画事业的关怀》，《美术之友》，2002年第2期。
[4]具体情况可参见李树声：《周恩来同志对美术事业的关怀》。
[5]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召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双百”方针，并提出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
[6]转引自胡青：《巨人的风格》。
[7]周恩来同志在“北京中国画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8]艾中信：《最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美术》，1977年第1期。
[9] 转载北京画院：《对中国画的亲切关怀》，《美术》，1977年第1期。
[10] 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
[11]据中国美术馆编：《中国美术年鉴1949—1989》，开始日期为2月15日；另有材料称，2月8日，国务院文化组成员王曼恬来看；2月15日，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于会泳等来审查，“黑画展”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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