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历史“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文献给我们的思考

材料有金属、木质、大理石、石膏等），除美术作品外，还有诗作。作品的风格基本属于印象、抽象、象征、现实和立体表现等手法，是人们对新世界、新领域产生的一种新观念。展览期间反响很大，根据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除文艺工作者外，对此次展览最表示理解和支持的是广大学生和工人，而军人干部中希望停办的人数比例最高，占3.3%。

这个展览的很多参与者，在1983年清理精神污染时，因一些“自由化言行”而身陷囹圄，其中包括展览时在留言本留言的23岁摄影师宛然，她因为人体摄影，而失去了生命。这在世界美术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对于中国来说，“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的重要性，不亚于军械艺术展对美国的作用。

“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结束后不久，内部刊物《大参考》（1981年5月25日第18628期）就转载了一篇题为《在中国抽象艺术……》的美报文章。作者琼·莱博尔德·科恩在文章中提到：“西安第一届现代艺术展上月在西安开幕。西安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中国的传统首都。这个由二十位年轻人（其中有八名是西安美术学院的学生）组成的小组，展出了中国所展出过的最抽象的美术作品。”此外，当时的《艺术新闻》，还有法新社和香港的一些媒体，都做过类似的评论。栗宪庭在2009年“曲江国际当代艺术季”开幕式的讲话中谈到：“‘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是中国第一个以现代艺术展命名的展览。”

“现代派”在当时是一个贬义词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文化部就从前苏联聘请了一批教授专家在北京举办油画雕塑等专业训练班，要求全国各大美院选派一批优秀者赴京学习。经过3年“苏式”学院派的严格训练，这批年轻教师回到母校的教学岗位，构成我国各大美术院校的基本教育血统和体系。这也就决定了学院的核心教学体系基本上是苏联学院派的，而其它西方国家的艺术体系均被排斥和否定，认为它们是“没落腐朽的资产阶级”。西安美院也不例外，列宾、契斯恰科夫、巡回画派，是学校老师奉若神明的经典，尼采、叔本华、萨特和弗洛伊德等人的学说被中国哲学界视为“异端邪说”，校方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视为洪水猛兽。

大约在1980 年，西安交大举办了一次国际书展，其中包括数量可观的介绍西方现代艺术的画册，学生持学生证可以去书展翻阅，但在管理严格，时间有限的限制下，学生们的好奇心远没有得到满足。西安美院图书馆从那次国际书展购进了“西方现代美术作品集”（俗称“二十五本画册”）。封闭了几十年的窗户终于打开，很多人看到了印象主义、立体主义、野兽派、抽象主义、未来派、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了解了康定斯基、蒙克、毕加索、达利、劳森伯格、蒙德里安和杜尚。

“现代派”在当时是一个贬义词。学校当时也许是本着增加藏书的目的购回了画册，批判性地向学生介绍，但这对于一些原本就“不安分”的学生来说冲击很大，使他们原本隐性的叛逆与野性再次冒头。三十多年前，一部分学生对美院的教学宗旨是不满意的，出于探索和尝试的目的，他们与校外一些“志同道合者”联手，共同策划了这次展览。

观众：作品不是用来欣赏 而是思考的

你可知己为何物，人为何物？！你们的创作毁了自己，害了人民。——观众贫农

是我对艺术太无知，还是这“艺术”与现实太远，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还是放进垃圾箱里为好。—哈尔滨工程师

在北京我看过“星星画展”，它使我激越、冲动，原想这样的东西也许只能出在首都，不料今天，这座惯于沉睡的古城也开出了这样艳丽的花朵。平面、立体、几何、空间、色块，构成了新的艺术，“雨后”是那样清新幽深，“追求”是那样开朗、热烈，使人不免想起了毕加索，出生在西班牙，艺术之花却开在法兰西。奋斗吧，朋友，艺术上需要的就是追求。——电影编导室黄建新

以上是1981 年“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意见本上部分观众的留言。这个展览在西安引起的反响很大，展览期间观众每天都在争论和探讨，有的人看完觉得后果很可怕，有的人看完觉得他们给西安文化界的死潭扔进了一块石头。西安美术馆执行馆长舒阳也是当年的观众之一，据他回忆：“我那时还小，正在读小学五年级，已经开始学画画，当时和艺术沾边的人都会去看。我对展览的第一印象是看不懂，因为跟平时看到的作品完全不一样，很难理解作品要表达什么；第二个印象是人很多，那个展览是要买票的，但是屋子里黑压压的全是人，非常热闹；第三个印象是留言本很好玩，那时候很多人留言，我看留言本就会看半天，里面写什么的都有，还有人在留言本上吵架。”

此外，展览方还找到了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位硕士生导师，他是西安美院77届的学生，也是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的观众。聊到对展览的感受时，他用“前所未见”四个字来形容，他说：“西安当时的社会文化刚刚开放，还接受不了如此先锋的展览。那次展览除了对艺术本身进行了探讨，还包含很多对社会的思考，是用艺术语汇表达社会的危机。既然牵扯到社会的因素，它就不是单纯欣赏性的，那时的现代艺术更多是为了让人们去思考。”

张雨方：要继续先锋下去

Q：你作为当年的参展艺术家，是怎么想到办这样的一个展览？

A：其实早在1969年，王苏川、葛岩他们组织成立了一个范围很小、形式松散的读书会群体。我们经常交换阅读一些非传统的书籍，在一起聊天，每个星期都会换一批书，那时候看了很多“非传统”的书。在学校图书馆里，也有很多国外的画册和杂志，我们也会去翻阅。后来，我又在部队做过图书管理员，也是和书打交道，读的这些文字对我在文化上的认知很有帮助。在美院的时候，一放学老师们就进城了，学生在学校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只能搞搞创作，后来大家一块商讨出来这么一个完全不同于主旋律的展览。

Q：展览时挑选作品的标准是什么？

A：挑选作品的原则就是不要革命现实主义类型的，不要传统的再现式的东西。在那种社会语境下，艺术上成熟不成熟、好看不好看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能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要能表达自由精神的作品。

Q：展览之后很多人在1983年有些不愉快的遭遇，你当时的情况怎么样？

A：1983年时，张光荣、李晓明等很多之前参展的艺术家都受到了影响，包括写前言的王苏川。当时我在部队，一天有人到部队找我了解情况，我感觉后背都湿了，很怕。

Q：现在知道这个展览的人并不多，你对这个展览的结果满意吗？

A：我对这个展览还是挺满意的。尽管今天看来可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放在当时的时空，它还是很先锋的，我们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再去看这些，它的意义就在于今天的人们是否还在思考这个问题。

Q：你和当年的那批艺术家现在的创作情况如何？

A：他们的创作基本上都没有停，这次的文献展也会有我们这批艺术家近期的作品。西北地区的艺术家，是一个比较能沉得下来的群体，他们的东西可能表面上不一定很炫，场面不一定很大，但在内涵和深度上的影响力，还是值得肯定的。我现在在做一些艺术形态上的研究，随着艺术的外延和限制被现代艺术打破，艺术有了越来越多的可能性，我希望能做一些重构的尝试，保持创作上的先锋性。

舒阳：当代艺术不只在北上广

Q：这次文献展的目的是什么？

A：首先呢，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既是历史，就不能单纯以成败论英雄，我们要做的是还原真实的社会情景，发掘被淹没的价值和意义，这是对历史和文化最基本的尊重。其次，我们要思考中国当代艺术的内在精神价值是什么。随着近年中国艺术商业的发展，很多艺术家都将名利作为自己艺术的核心价值，当时那种纯粹、自由的艺术越来越少，今天的艺术家应该在艺术价值中灌注什么，是这次展览想要强调的另一个问题。

Q：你作为土生土长的西安人，这样一个现代展，在这个十三朝古都举办，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A：西安是一个国家高度管制的城市，当时（1981年）除了北京，高校最多的就是西安，另外，这里有很多军工企业，工业形态比较重。因此，一方面，西安受北京的影响比较多，文化信息传播速度比较快；另一方面，这里受到的政府管制也比别的地方严重。所以，虽然当年的这批艺术家很有勇气，但因为整个社会环境的原因，以及西安的边缘化，没有让当代艺术在这里很好地发展起来，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宿命。

Q：现在西安的艺术生态是什么情况？你对西安未来的当代艺术发展有什么想法？

A：西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深厚的城市，有其独特的文化优势，而如何将传统进行现代转化，是一个极具地域色彩的命题。首先，西安有它的文化基础，我们搞文化、搞艺术一定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才能有所发展。西安这个地方非常尊重文化，社会和公众对文化的信任感比较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当代艺术在西安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其次，从地缘角度看，西安是重要交通枢纽、军事重镇，这种堡垒式的存在，使其不能像很多沿海城市一样，在某一时期政策放开以后可以很自由的发展，西安这个地方一直没有完全松绑。所以，当中国社会发展到这一步，像西安这样的城市能否更加开放，更加自由地发展；能否有新的文化成长，能否建立更为丰富、多样的当代艺术生态，是我们拭目以待的。

西安美术馆在做传统的同时，也在做一部分当代艺术，慢慢建立新的艺术平台。一年来，OCAT西安分馆和西安当代美术馆相继开放，与西安美术馆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共同助力西安当代艺术的发展与传播，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民营和私营美术馆。我认为，西安在过去几年的发展状况，可以说是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一个缩影，现在很多外地的策展人都在介入西安本地的文化和当代运作，当代艺术不只在北上广可以做，相信在不久的未来，西安会慢慢形成自己的气侯。

栗宪庭：中国第一个以现代艺术展命名的展览

Q：1981年的“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你关注了吗？

A：我当时就听说了。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很多人认为此时没有什么展览，事实上这时候相继出现了很多艺术群体。当时在全国影响比较大的，走现代主义路线的，有北京的“星星美展”，上海的“十二人画展”和重庆的“野草画会”等，还有就是西安的这个“首届现代艺术展”。

Q：在艺术史中很难找到这次展览的相关信息，为什么呢？

A：当时的媒体是很重要的，杂志有刊登的话，写美术史的时候就会写进去，没有登的话就很难找到资料，很多人就不了解。

Q：你当时在《美术》杂志担任编辑，为什么没有报道这次展览？

A：当时贾方舟给过我这个展览的相关资料，但那会儿已经来不及编入了，因为1980年“星星美展”报道出来以后，美协和其他地方就开始控制这类展览。1982年我刚编完黄永砯等人的抽象作品，1983年就被开除了。这时候“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就跟“十二人画展”和“野草”一起压在了手里。

Q：后来有联系过他们吗？

A：找过，在1985年美术报要做这个展览的时候，我就想找他们，但因为出差一直没机会见面，不过后来还是找到了他们，认识了张光荣、刘小棣等人。我没有想到西安这批人的结局是这样“惨”，不过那会儿我也很“惨”。

Q：在2009年“曲江国际当代艺术季”的开幕式上你给过“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一个定位，说它是“中国第一个以现代艺术展命名的展览”。

A：对，那个展是当时开放年代以来最重要的几个展览之一。当时除了“星星美展”之外，其他同类展览都被埋没了，但它们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和“星星美展”、“85’新潮”一样重要。

Q：“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批判了当时苏式写实主义的教学体制，然而这种教学体制仍然统治着现在的艺术院校，在今天，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批判精神，这个展览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A：我们现在要真的离开现实主义的方法，这条路还很遥远。现在的孩子去高考，从十四五岁开始训练，其实还是三大面五调子的那一套。尽管国家体制是这样的，但是艺术家要自我教育。艺术家自我教育是一辈子的事情，你要看人家发生了什么，要看全世界的人都在做什么，这样才能有一个坐标。现在全球的语言模式都差不多，重要的是如何更多强调个人化，但是我们强调自己，只有在有坐标的时候，才能明确要做什么。在那个封闭的年代，尚且有如此自由的精神，在今天，这种自由的精神依然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新的美学价值标准，一个起点。

作为具有先锋性和独立性的民间展览，“西安首届现代艺术展”和北京的“星星美展”、重庆的“野草画会”等民间展览、机构，对1980年代中国民间艺术团体的出现均有着较大的影响，正是由于它们点燃了“星星之火”，才有其后民间艺术群体出现的“燎原之势”。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启蒙和发展，尤其是新潮美术先锋性的艺术反叛，主要是依靠民间艺术展览而不是来自官方和学院的力量来完成的。因此，“西安现代艺术展”的意义不仅局限在西北，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

如今，展览已经过去33年。或许正如当年的诗人阮小五先生所说：“重温那段历史，唯一叫人感喟的是：当时那种趋之若骛观赏艺术的景象，那种如沐春雷似的艺术震撼力量，再也不会重现。”然而，当一个大国崛起时，观念的转变将成为根本的转变，形成巨大的生产力，逐步建构中国当代艺术是中国人内心自我探索、自我发掘的过程，也是这个民族的必然选择。今天，中西方的文化碰撞已没有当初那般剧烈，那么，重读历史，如何在当下的“习以为常”中寻找传统文化的新突破，发掘西方文明的新探索，进而找到自己的新坐标和独特的文化艺术语言，是这次文献展给我们的一点启发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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