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些年来，杨本洛教授围绕“经典电磁场理论体系”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独立的研究结果，他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电子系围绕电磁场理论形式逻辑方面的问题进行过学术交流，在中科院召开的《计算电磁学学术会议》以及相关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做过学术报告，明确指出经典的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存在众多逻辑不当与需要对其作“理性重构”的命题，于2009年出版了《电磁场形式逻辑分析》一书，并针对个别从事电磁学研究的专家提出的质疑作了若干交流和沟通，形成了许多基本共识。
本期杂志除了杨本洛教授特地为本刊撰写的研究结果概要，以大概介绍他在电磁场理论研究方面获得的一些主要结论，期望引发和鼓励相关领域的科学工作者进行同样需要使用“无歧义”科学语言的严肃学术争论外，还发表了一篇与该命题相关的采访报道，企望从“科学方法论”的视角出发，探究和追索杨本洛教授从事这一重大基础性理论研究过程中主要思维脉络，期待着广大读者对杨本洛之反思同样作独立的理性反思。
众所周知，麦克斯韦建立于19世纪中叶的经典电磁场理论，不仅为当今人类高度的物质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还一直被视作是是古典物理学领域一个最为成熟和形式上最为优美的理论体系。因此，何以会提出“电磁场理论理性重构”的命题，目前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是什么，这些结果有什么样的影响和价值，如何将相关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在研究和思考这一命题过程中的有些什么感触和体会?可以相信，所有这些自然成为许多人同样关注和希望了解的问题。
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得到了主流科学界的普遍认同，为电磁工程技术飞跃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认为是经典理论中最为成熟的体系。您为什么敢于质疑这样一套理论?
首先，我并不简单苟同你针对“敢不敢”所提的质疑。事实上，人们必须形成一种素朴和平常的理性判断：在面对科学发展史中一系列重要的理论体系，回顾和思索它们出现的历史场景时，尽管需要看到并尊重这个理论体系构建者可能发挥某种“决定性”作用的历史真实，但是，更为重要和本质的是：如果一个理论体系真的是正确的，那么，它必然需要摆脱研究者“主观意志”的好恶和驱使，以保证它的“逻辑主体(拥有者)”只能是那个需要理论体系描述的“理想化”物质对象，以至于任何一个理论体系的出现，自然被赋予一种“时代”特质，体现并受制于那个特定时代智慧人类“共同拥有”的认知能力和水平。正因为这个素朴和平常的道理，绝对不是你所说“敢不敢”的问题，而是顺应人类认识能力逐步深化的“大历史”趋势(注意：并不表示人类认识的每一个局部意义的变化，都表现为“正态发展”的特征)，人们必须像20世纪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G.Sarton曾经一再提醒人们的那样，需要不时对人类的知识体系作历史的回顾和梳理，必然相应呈现“批判性继承和承继性批判辩证统一”这样一种“迂回曲折、否定之否定、生动活泼”的发展局面。
或者说，不仅仅谈不上“敢不敢”怀疑经典理论体系的问题，而是必须像马克思“怀疑一切”的座右铭深刻阐述的那样，只有预设“怀疑和批判”思考的前提，才可能出现“真正读懂”经典理论的后继，进而在此基础上“承继和发展”经典理论。进一步说，只有在“批判性继承和承继性批判”之间形成辩证统一，才可能保证自然科学持续发展和变化过程中获得“逻辑关联”的必要支撑。或许许多了解现代“科学哲学”概貌的人都知道：20世纪的西方科学主流社会之所以认同将“自然科学”界定为“科学共同体共同意志集合”的荒唐，将自然科学的发展异化为类似于“时空观革命”这样一种无异于“改朝换代”的历史，是因为“科学革命”的前后无需也不容任何“逻辑”的联系或者“实体”意义的统一基础，从而恰恰成为“继承和批判对立统一”的全盘否定。当然，这也是除了保留牛顿力学中的“惯性系”错误概念，简单照搬麦克斯韦方程的不当数学表述以外，爱因斯坦的“时空观革命”不过是一个只允许当作“神学体系”来膜拜，过分简单和粗陋、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爱因斯坦没有对经典理论提出任何拥有“实在内涵”的批判，没有告诉人们任何一样“实实在在”的东西，他唯一所做就是割断人类“深化认识大自然”中必须存在的逻辑关联，以至于无论是“继承”还是“批判”其实都无从谈起。
您在什么状态下发现或者说认为经典电磁场理论存在不足的?
与以上所述呈现“否定之否定”大趋势的“历史潮流”不同，一旦涉及某一个特定的科学命题，完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批判和继承”并不容易，相关的思考必须足够的细致和充分谨慎，必须真正符合于逻辑，起初往往总可能难以避免曾经被Sarton称之为最坏形而上学的“偶像崇拜”情结的作祟。
差不多在十年前，即2001年出版《自然哲学基础分析——“相对论”的哲学和数学反思》一书，明确提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因为建立在矛盾前提之上，所以必然从头至尾充斥着矛盾和悖谬，而且究其本质“相对论”自身并没有多少实在东西值得批判这一判断或命题的同时，才开始对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体系同样可能潜藏重大逻辑不当的思考。至于促使或诱发自己作这种思考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有如下所述的几方面：
(1)众所周知，麦克斯韦构建他的理论体系的时候，不仅仅“场分析”的数学工具尚未出现，而且，他使用的思维工具恰恰是与“演绎逻辑”格格不入的“模拟推理”方法，将一个自身尚远不完备的“流体力学”体系中的概念，以一种没有任何经验事实基础和逻辑依据的“猜想类推”方式，简单、粗糙、牵强附会地移植至与作为“宏观物质”的流体集合几乎完全不同，需要当作“无质无形物质场”对待的“电磁场”研究之中。毫无疑问，这样一种研究方法过于草率、初原和浅陋，缺乏足以说服人的可靠基础。至于其后人们强调的“实验验证”虽然看似十分成功，本质上仍然应该像20世纪的波普尔“证伪学说”正确指出的那样，并不能凭借“经验证实”为理论体系的“必然存在”提供依据。况且麦克斯韦本人提出“测量以太相对于地球运动速度”的实验命题，无论在“物理理念”方面还是“形式逻辑”方面都存在严重和重大失误，继而才相继发生迈克尔逊一莫雷实验所揭示一个本应“过于平常”的物理现象无法解释，否定自然科学必须严格遵循的“逻辑原则”和“实体论”基础，将自然科学公然建基于“主观独断(公理化体系)”之上，最终出现人类文明史中这种难得一见“公然否定逻辑和理性”的大浩劫。(但必须重复指出，与以上所述自然科学内蕴的“时代性”特征一致，出现于麦克斯韦的认识错误仍然不能当作一种纯粹“个人”意义的认识错误，而需要同样视作智慧人类在逐步深化认识大自然的历史进程中某种几乎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
(2)原则上，面对自然科学中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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