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民:红色银行家的大智慧

计划，国家银行成立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会应该拨款100万元，但实际上真正到位的，只有从闽西工农银行转来的20万元，不久也被调走了。毛泽民想方设法让银行运转起来，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

1932年3月下旬，红一和红五军团组成的东路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漳州城。毛泽民也率领没收征集委员会随军来到漳州。这次筹得的100万元现款，成为国家银行的第一笔大额资金。

下一步的工作是要发行苏区自己的统一货币。在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前，苏区流通的货币有江西工农银行的铜元券、闽西工农银行的银元券、光洋、国民党的纸币，甚至还有清朝的铜板。货币市场非常混乱。

但在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下发行货币，十分不易，苏区甚至连印刷纸币的合适纸张都没有。

几经周折，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套货币终于成功发行，票面有4种：1元、2角、1角、5分。纸币上有两个俄文签名：一个是时任国家财政部部长的邓子恢，另一个就是毛泽民。

到1932年年底，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制、发行货币65万元，在苏区顺利流通，并扫清了货币市场的混乱。邓子恢当时评价说，“统一货币金融、统一财政，这是毛泽民同志的一大功劳。”

苏维埃共和国的理财大师

在那个“创业艰难百战多”的年代，办银行的种种辛苦，自不必言。令今人更为感慨的，是毛泽民在艰苦年代的大智慧。

一穷二白，白手起家，从无到有，苏维埃国家银行的任何一点进步，都需要毛泽民的别出心裁。

拿纸币防伪来说，国家银行发行第一套纸币时，在制造技术与防伪技术上都是空白，大量假币流入市场。为了解决防伪问题，毛泽民突发奇想，在造纸时将一定量的羊毛放到纸张中，这样既可以透视纸币鉴别，又可以靠撕开或火燎纸币，通过嗅羊毛的臭味，来辨别真伪。这样就解决了防伪问题，保证了货币的正常流通。

身在乱世，毛泽民如何保障苏维埃国家银行仅有的家底儿的安全？

在漳州筹得100万元现款后，毛泽民决定建立一个秘密金库来收藏这笔资金。在保密工作中，毛泽民组织了4批人来运送，每一批人只掌握一部分信息。包裹金银的不知道储藏何处，负责运输的不知道终点在哪里，储藏包裹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最后的警卫人员更是一无所知。不仅如此，毛泽民在清册上还以黄酒白酒来掩饰，可谓思虑周详。

不仅要将现有的财理好，为了充实国家银行的家底，还要发展生产经营，为革命争取更多的经济来源。1932年1月，毛泽民在苏区开办了公营钨矿公司，并和国民党负责封锁苏区的部队达成钨砂交易秘密协定，将国民党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撕开一个口子，卖出钨砂，换回苏区军民急需的食盐、布匹、西药、银元。

至1934年10月，苏区共生产钨砂4193吨。当时，100斤钨砂能卖52块银元。这对于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充实苏维埃政府财政收入，起了巨大的作用。

一个善于“守后方”的人

在韶山毛泽东故居——毛氏一家曾经居住的上屋场，人们可以看到，毛泽民的卧室，在整个上屋场的最里面、最后面，光线最差。但那里也是最重要的地方，是后门。毛泽民的一生，就是非常善于“守后方”，让中国工农革命少了后顾之忧。

1934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毛泽民领导的国家银行则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他们把全部家当挑在肩上，开始“扁担银行”的长征。当时，第十五大队除了负责保护、运输国家银行尚存的金银、物资外，还要负责筹粮筹款，负责全军在长征路上的粮草供给。

长征只是一个缩影，中国革命一路走来，毛泽民一直站在毛泽东身后，做他领导的队伍的“军需官”和“大管家”。

在毛家三兄弟中，毛泽东17岁就离开家乡，毛泽覃13岁时也前往长沙读书。只有毛泽民，安于做农民的本分。他从十三四岁就开始跟着父亲打理家里的活计，后来还要供养兄弟读书。

毛泽东曾对别人说：“我到长沙去读书，是泽民送我去的。他穿的是短褂，帮我挑着行李，外人看来，就像是我花钱雇的一个挑夫。他定期到长沙来，为我送米送钱。有一次，他送钱来晚了几天，我很不高兴，就责怪了他，他也不吭声。临回韶山前，他才告诉我，今年收成不好，为了把谷子卖个好价钱，他跑了好几百里路喔。他走后，我惭愧了好多天。没有泽民，我哪里能到长沙来读书啊。”

毛家三兄弟一生中只有唯一一张合影，是1919年春天三人同母亲在长沙照的。在这张照片里，人们看见，哥哥毛泽东身穿长衫，已是青年才俊；弟弟毛泽覃则是学生模样，他俩穿着新式布鞋。唯独毛泽民身着乡下的粗布短袄，剃着光头，赤脚穿一双草鞋。

一个穿草鞋的办好了苏维埃国家银行。这说来奇怪，但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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