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我作为知青从农村招工到一家三线工厂，被分配到机修车间当了一名电焊工。
我们厂是一个新建的工厂，老师傅不多，我们几个才进厂的青工拥有一个共同的师傅，就是我们的班长。他姓吴，长得瘦小精干，别看他瘦小，却有一股子狠劲，五六十斤重的氧气瓶他扛起来就跑。吴师傅的电焊技术还可以，但他话不多，很内向。他不会手把手地教我们，甚至当我们问他一些技术问题时，他也支支吾吾地搪塞过去，可能是他不善于表达吧！我跟他师徒几年，交情一般，要不是发生那“自来红”的事件，现在我都可能记不起他了。
那是一个政治挂帅的年代，我们工厂都按部队建制，将“车间”称之为“连”“工段”称之为“班”，，车间主任叫连长，党支部书记叫指导员，就连我们厂的指挥长，也是由一个部队的副军长兼任。每逢全厂开大会，那个副军长就首先叫各连比赛背诵“老三篇”。
有一次，我哥哥从外地来看我，他并不关心我的生活情况，而是向吴师傅了解我的政治思想表现。
我在宿舍忐忑不安地等着哥哥回来，因为从平日吴师傅对我不苟言笑上来看，他对我的印象不会很好。果然，哥哥从吴师傅家回来后，脸色十分难看，他告诉我，吴师傅说我有“自来红”思想（在当时，出身决定自己的地位，有人认为自己出身好——贫农、革命性强，本身就是革命的，是红的，不需要对自己进行思想上的彻底改造。这种思想被称为“自来红”），这是一种表现不好的说辞。
我的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我当时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17岁少年，平素老实懦弱，是个连开会发言都紧张得结结巴巴的人，怎么会有“自来红”思想呢？我百思不得其解。然而这顶帽子在我心中是那样沉重，让我在班里抬不起头来。
不久，车间恢复团组织，我连忙递上了入团申请书，不放过任何追求进步的机会。并且，我在班里更加努力地工作，什么脏活累活都争着去干。氧气瓶压在我羸弱的肩头，尽管有些吃不消，我也咬着牙硬挺着。我还积极投入到当时的“一打三反”活动中，积极撰写大字报表决心，在每天的学习会上背诵语录，积极发言。
我以为拼命的干活和积极参加运动，会换来我成为一名共青团员的机会，可当第一批入团的名单公布出来时，却没有我。我找到当时车间负责共青团工作的一名干部询问，因为他和我私交较好，便透露说：本来这次入团初次表决时有你，可在最后时刻，班上一个女孩向组织上汇报，说你有“自来红”思想。这样，我就被刷下来了，而她则如愿地入了团。
当时，凡是爱向领导汇报的人都被视为积极靠拢组织，是进步的表现。我这个人书虽读得不多，却生来有一种读书人的清高，我是不会找哪个领导要求汇报思想的，也可能这就是我有“自来红”思想的根源。
经历过这次事件，我第一次感觉到了人性的复杂，政治的无情，对入团变得心灰意冷，决定不再争取入团，反正我头上已有了那顶“自来红”思想的帽子。谁知，就在我对入团不抱任何幻想时，几个月后，团组织却又通知我，说批准我入团了，我真有点啼笑皆非。
我至今也没想明白，压在我头上的“自来红”思想的帽子怎么会不翼而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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