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的视觉文化已经超越了对国家自然美景和资源的欣赏。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一些艺术家已经开始表达他们对科技发展正使自然环境陷入困境的担忧，他们的担忧与美学有着复杂的联系。当代许多艺术家都致力于环境恢复工程，努力使已经遭受破坏的生态系统回到平衡的状态。人们对环境破坏的担忧首先表现为对原子弹发明的恐惧，20世纪40年代起，有几位艺术家开始围绕这一危险性进行创作。
关键词：环境主义；艺术家；生态女权主义；恢复；原子的
中图分类号：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2）05—0001—05
美国的视觉文化已经逐渐超越了对国家的自然美景和资源的欣赏，这在19世纪那些描绘壮丽风景的画家们身上有着明显的体现。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一些艺术家已经开始表达他们对科技发展正使自然环境陷入困境的担忧。这与美学有着复杂的联系。所以，本文将对随着美国环境运动的演变而发展的视觉文化进行详细的考察，以此来阐述这一联系。
当代许多艺术家都致力于环境恢复工程，努力使已经遭受破坏的生态系统回到平衡的状态。然而，这里我们将着重论述那些曾帮助人们提高对环境危机的认识以及以个人身份号召人们行动起来的美国艺术家。这些艺术家独立地进行创作，不是任何运动的追随者，但是他们的创作却促进了这些重要问题的公共化。几位艺术家已经逐渐帮助人们形成对环境现状的正确态度，并使那些期望承认人类对尊重和保护地球负有责任的人们行动了起来。
人们对环境破坏的担忧首先表现为对原子弹发明的恐惧。他们最大的恐惧来自于核武器的灭绝性，其次是核辐射污染的可能性。20世纪40年代开始，有几位美国艺术家已经开始围绕原子弹的危险性进行创作。1944年，理查德-波赛一达特（Richard Pousette-Dart，1916—1992年）从他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和拒绝服兵役者（他曾拒绝参加二战）的视角创作了名为《耶稣受难——理解原子能》（Crucifixion-Comprehension of the Atom）的绘画作品。他描绘了原子弹的破坏力量和耶稣受难的对照画面。在1945年8月美国对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以及1946年比基尼岛核爆炸试验之后，波赛一达特继续对这一主题进行探索。1947—1948年，他创作了《原子能：同一个世界》（The Atom.One World）。他用这一题目暗示太平洋彼岸的亚洲的核污染也将污染美洲大陆，因为我们都同处在同一个世界。
菲利普·埃弗古德（Philip Evergood，1901—1973年）跟波赛一达特一样，也在原子弹发明之初对其表示了担忧。前者是美国社会现实主义流派的画家之一，这一流派关注社会和种族不公，并一心一意将工人阶级英雄化。1946年，在一个社会和政治抗议主题的创作中，他创作了《放弃》（Re—nunciation），描绘了原子弹爆炸之后的世界。正如我们所知，他虚构了文明的终结，描述了各种灵长类动物正在观察核爆炸的蘑菇云并对人类破坏自然的行为进行控告的画面。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流行的插图都在描述想象中的核灾难。1950年8月5日，美国流行杂志《科利尔》（Collier’s）的封面曾对科幻小说插图画家切斯利·邦艾斯泰（Chesley Bonetell，1888—1986年）的作品《原子弹袭击纽约：“美国广岛”图解》（Atom Bomb Hits New York city：Illustration for“Hiroshima，U.S.A.”）进行了特写。杂志为封面和邦艾斯泰的其他插图配上了切斯特·里尔（Chester Lear）的特写文章《美国广岛——我们能为它做什么？》（Hiroshima，U.S.A.Can Anything Be Done About It？）。作者主张：“当危险被勾画出来以及我们弄清对抗危险的办法之时，民主将有更大的存续机会。”
美国西部核试验地点的存在也导致了其他插图的出现。对于一个叫做“法国人的平地”（Frenchman’s Flat）的地方，公益广告协会在报纸上创作了一个有关公共事业的广告，标题是个哀伤的疑问句——“妈妈，如果原子弹掉下来，我们将会怎样？”
尽管对核灾难的恐惧在流行插图中比在先锋艺术家的作品中更为明显，但正是后者的作品将人们对核武器的恐惧呈现在我们眼前，即便它们的原意有时候没有被挖掘出来或者后来被掩盖了。原子弹这一题材成为阿道夫·戈特利布（Adolph Gotflieb）一整个系列的抽象表现主义绘画作品“爆炸”的内在主题。这一系列创作于1957—1961年，是他艺术成熟期的标志性作品。在这一系列中，他使用了最少的形式和色块来表示地球遭受破坏的事件，以此唤起观者的感情。戈特利布让每一轮红日看上去都像在有规律地跃动，使人们联想起核能。事实上，他所选择的标题“爆炸”已经并且应该被解读为对原子时代的危险的指涉。二战带来的恐惧影响了戈特利布和许多与他同时代的艺术家。1943年，在二战中戈特利布曾经写道：“世界上这么多人都有这样一些感觉是件很不幸的事，并且对我们来说，粉饰或者逃避这些感觉的艺术作品是肤浅的、毫无意义的”。
戈特利布的“爆炸”表明他所理解和指涉的不仅仅是原子时代，同时也包括了原子弹带来的毁灭。在画面的上部，一轮红日被一圈清透的蓝色光晕所包围，这也许是表明太阳在毁灭之后的日子又成功地升起。戈特利布一再地再现了原子弹爆炸的场景和圆圆的太阳，它们看似处于永恒的紧张关系中。
随着“爆炸”系列的创作，戈特利布一定已经意识到了日益高涨的反核行动。1962年，这一行动最终导致了为争取和平和呼吁禁止核试验的妇女罢工运动。运动的领导人贝拉·亚比茨格（BeHa Abzug）和达格玛·威尔逊（Dagmar Wil—son）声明抗议核试验产生的放射性物质造成的奶制品的污染。1962年7月15日，为争取和平的妇女罢工在内华达的水银市（Mercury）爆发，这正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建立核试验基地的地方。
与此同时，作为对前苏联重启核试验的回应，美国在太平洋上进行了多达36次的一系列核试验。这既是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核试验，也是它最后的一系列大气层核试验。1963年7月25日，美国、英国和前苏联签署了《禁止核试验条约》（Nuclear Test Ban Treaty），使大气层核试验非法化。1963年10月7日，时任总统肯尼迪批准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Limited Nuclear Test Ban Treaty）。这被视为第一个国际性的环保协议。
人们对于核污染的威胁感受非常真实。作为一个成长于20世纪50年代的孩子，我记得我请求父母让我们拥有自己的放射性物体防护服。1962年，因为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狭隘地转移战争，古巴导弹危机爆发。此时，我的这一请求变得更为强烈。同时，1963年，为回应导弹危机，两名纽约的先锋艺术家罗伯特·莫里斯（Robea Mor-ris）和罗伯特·霍特（Robea Huot）穿上特殊的舞蹈服装，在格林尼治村的贾德森纪念教堂表演了舞蹈《战争》（War）。他们恐怖的服装由现成的物品制作而成。他们原始的舞蹈动作包括用棍棒互相击打，然后释放作为和平的象征的白鸽。
这时，美国人对其他威胁到环境的因素也有了日益明确的认识。1962年，随着海洋生物学家、自然保护主义者雷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的摘录的出版，美国的环境运动可谓是真正地开始了。1962年6月，这些摘录问世；3个月之后，此书在3期《纽约人》（New Yorker）杂志上正式出版。卡逊关于由人工杀虫剂导致的环境问题的文章在这本大受欢迎的周刊上被广泛地阅读。
卡逊的文章甚至吸引了一些保守艺术家的注意，比如擅长描绘城市和乡村景色的爱德华·霍普（Edward Hopper）和他的妻子约瑟芬·尼维森·霍普（Josephine Nivison Hopper）。他们的家位于科德角（Cape Cod）的外围地区。长期以来，他们非常珍惜他们家周围的自然中脆弱的生命。他们爱护当地的鸟儿，甚至还有在秋天会变为金黄色的狗尾草。乔·霍普评论道：“科德角上所有的草都是特别的。科德角上没有杂草；所有从土地中长出来的东西都是美好的。”1962年夏末，年迈的爱德华·霍普尽管身体欠佳，仍然设法画了一副有关当地风景的水彩画——《伊斯特汉的丛林》（Mass of Trees at Eastham）。
霍普的同事兼老友查尔斯·伯奇菲尔德（Charles Burchfield）早已从一个更切近的视角来描绘自然。他对自然有着深厚的爱，甚至考虑过做一名博物学家，但最终还是他的美学兴趣胜出了。19岁时，他就已经在阅读美国博物学家约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和超验主义者亨利·大卫·梭罗（Hey David Thoreau）的作品了。巴勒斯是继梭罗之后，在美国自然保护运动发展早期最重要的作家。伯奇菲尔德也读过博物学家约翰·缪尔（John Muir）以及身为鸟类学者、博物学家和画家的约翰·詹姆斯·奥特朋（John James Audubon）的游记。
伯奇菲尔德在1962年创作的《蝴蝶之梦》（Dream of Butterflies）中表达了蝴蝶的美丽，但雷切尔·卡逊却据此提醒观众蝴蝶是多么脆弱。她敦促她的读者去关照蝴蝶、蜜蜂和其他的动物。它们在人们使用DDT之类不安全的杀虫剂来消灭害虫的行为中受到了伤害。1963年，由于最后一次看到黑脉金斑蝶（monarch butterflies）在迁徙途中经过她在缅因州Newagen Point的家，她将它们描述为“欢快颤动的生命片段”。甚至在卡逊被视为环境行动主义者之前，她就已经在为自然和科学而写作了。她写过儿童读物《神奇的感觉》（The Sense of Wonder）。从上世纪50年代，卡逊开始专门描写大自然。1951年出版的《我们周围的海洋》（The Sea Around Us）为她赢得了“国家图书奖”并吸引了众多读者。
到上世纪50年代末，卡逊已经专注于自然环境保护，写成了《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它一时间造成轰动，被选为1962年10月的“本月之书”，并在全国各地销售150000册。卡逊的努力第一次为许多美国人敲响了警钟。大约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观众收看了CBS于1963年4月3日播出的国家电视特别节目——名为“雷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的报道。此书引起了国家杀虫剂政策的转变，并最终导致了对DDT和其他杀虫剂的禁令。受卡逊鼓舞的行动主义最终创立了环境保护局，这一联邦政府的机构至今仍在运作。
1964年，卡逊死于乳腺癌的并发症。她的去世被墨西哥裔美国艺术家古斯塔夫-“加斯”-阿瑞奥拉（Gustavo“Gus”Arriola）创作的流行卡通形象“戈多”（Gordo）记录了下来。他的一大特色就是在许多连环漫画中使用有趣的笔名（通常是一个能被识别的名字或单词的语音双关语）。他恰当地为他的戈多连环画选择了“佛伦德·曼”（Frenda Man）这一笔名，使“佛伦德夫”（Friend of）和一个流行连环画人物——记者“布伦达·斯塔尔”（Brenda Starr）的名字“布伦达”（Brenda）押韵，以此暗示卡逊是一个“人类的朋友”。
在《寂静的春天》出版6个月后，穆雷·布克钦（Murray Bookchin）的《我们的综合环境》（Our Synthetic Environment）一书也提出了类似于卡逊提到的杀虫剂问题。在此十年之前，布克钦就已经对食品中化学添加剂带来的威胁进行过警告。他最初使用刘易斯·赫伯（Lewis Herber）这一笔名发表作品。他的环境哲学源自于他的左翼背景。在他看来，由于资本主义统治阶层的存在和它对经济增长的强调，必然导致环境的破坏。他的观点让他与那些观点上更精神化的生态学家和那些致力于温和改革的环境主义者存在很大差异。
20世纪60年代早期，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1964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是美国另外一本重要的批判消费社会的书。他对技术和“特权阶级对需要的操纵”进行了批判。他将对自然的统治和后稀缺社会联系起来，谴责新的军事化的、以浪费为中心的经济模式。后稀缺社会仅仅为消费者提供很少的选择，即被操纵的、拥有东西的欲望。
1965年，艾伦·森菲斯特（Alan Sonfist）首次提出艺术的一项全新的用途——将曼哈顿城中的一块空地变为专门种植原生植物的森林，就像它们生长在尚未有人类介入的地方一样。他将这一计划称为“时光风景”，直到1978年它才得以实现。森菲斯特将他的目标表述为：“培养和激发对自然世界的理解和保护。”那时候，他的计划和被称为“大地艺术家”的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的努力正好相反。在一些偏远的地方，史密森直接在大地上实践他的艺术观念。在此过程中，土地经常受到污染。应该说，史密森在创作于意大利罗马的“大地艺术”《沥青倾泻》（Asphah Rundown）（1969年）之类的作品中使用了大地，但他的重点既非保护也非修复大地。事实上，尽管森菲斯特只能修复曼哈顿极小的一片空地，他却使公众获得了让土地回归原始状态这一观念。他的“时光风景”的重要性在于它提升了公众意识，并引发了后来无数的土地恢复项目。1968年，保罗·埃利希（Paul Ehdich）出版了《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一书，他在书名中通过隐喻将人口增长比作原子弹。由于人类的需求已经超过了资源的存量，人口增长也将带来巨大的灾难。埃利希是“人口零增长”这一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人口零增长”运动的中心之一在耶鲁大学，运动的积极分子们在那里提出：“人口的不断增长是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的原因，如污染、暴力，以及价值观和个人隐私的丧失”。尽管现在已经被人淡忘，但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人口零增长”运动在美国和欧洲的部分地区都发展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跟环保主义和女权主义都有关联。
一些女权主义艺术家在环境运动中也非常活跃。生态女权主义是将妇女和自然所受压迫联系起来的社会运动。纽约生态女权主义艺术家米尔勒·拉德曼·尤克里斯（Miefle Laderman Ukeles）因在1969年发表题为“维护的艺术——一场展览的提议”（Maintenance Art--Proposal for an Exhibi—tion）的宣言而闻名。她向女性仅仅掌管家务的角色发起挑战，宣称自己是个“维护艺术家（main-tenance artist）”。尤克里斯经常创作以服务为目的的艺术作品，并称之为“维护”，即那些诸如烹饪、打扫卫生和抚养孩子等维持事物运转的人类行为。她的作品《触摸卫生》（Touch Sanitmion）就表现了她同超过8500名纽约卫生局的工人边握手边对他们说“感谢您让纽约充满生机”这一事件。
到20世纪80年代，另外一名女权主义艺术家海伦·艾隆（Helene Aylon）通过行为艺术来抗议美国战略空军（SAC）核基地数量在全国的增加。1982年，她创作了“地球救护车”（Earth Am—bulance）。她与另外十位妇女一道，驾驶着“救护车”穿越整个美国，然后停在SAC各基地旁边与其他妇女会面。她们用将土挖出然后装进枕头套（不同于SAC的另外一种口袋）的办法来“拯救濒危的地球”。1982年6月12日，她将装满泥土的口袋送到了联合国第二次裁军特别会议上。作为自诩的生态女权主义者，艾隆的反核行动还包括她不断进行的“节之桥”（Bridge of Knots）的安装。她用打上结的、写有关于核战争的噩梦的枕套铺满整个博物馆的正面。
亚历克西斯·洛克曼（Alexis Rockman）是当代的艺术家。他描绘了世界末日之后的场景，即气候变化后未来的风景将是什么样子。他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是他在2004年奉命为布鲁克林博物馆创作的大型全景式壁画。它描述了布鲁克林的河边长满了热带植物，但却没有一个人的场景。因为他想象这是在5004年，气候变化导致了灾难性的海平面上升。“他坚信，到那时候，气候变暖的效应将使得纽约城被浸泡在82英尺深的、红茶般的水中。”洛克曼在咨询科学家后形成了他噩梦般的幻想：鱼和海洋生物都已变异，它们因为放射性物质而闪着光；所有的热带植物都生长在水下的建筑物遗址中、布鲁克林桥上、一艘荷兰帆船的残骸上以及一艘20世纪的潜艇上。这幅壁画在布鲁克林艺术博物馆展出之后，又在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斯人美国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一场名为“亚历克西斯·洛克曼：明日寓言”（Alexis Rockman：A Fable for Tomorrow）的画展中被特别展出。这一展览的题目取自于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的第一章。
那些对环境问题发出警告的艺术家们留下的财富仍在继续发挥作用，尽管有时候有些人总是否认地球的脆弱性。美国某些政治家，如德克萨斯州州长、最近的总统竞选人里克·佩里（Rick Perry）就否认了地球变暖的事实。他说：“为数众多的科学家对地球变暖主要因为人类介入这一‘言之凿凿’的说法表示怀疑。事实上，近千年来我们的气温一直上上下下。”然而，最近气候变化导致了德克萨斯史无前例的干旱和美国其他地区的龙卷风及洪灾。就在一年多之前，我们亲眼目睹了日本的核电事故。在此之前，还有切尔诺贝利的核灾难。现在，艺术家们不仅创作审美上令人愉悦的环境恢复作品，还不断地将环境问题带到公众和那些有能力以实际行动来保护环境的政治家的面前。
（责任编辑 潘亚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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