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汉书》较《史记》衍出秦汉时乌孙与大月氏“共在”敦煌之说，然“俱在祁连、敦煌间”仍本于“始张骞言”，乃张骞被羁匈奴时所“闻”，故其可靠性值得研究，中亚地区伊犁河流域(新疆及原苏联)大量乌孙考古遗存的考古学及人类体质学研究表明：乌孙系欧洲人种，自公元前3世纪至4世纪基本稳定地活动于伊犁河流域。难兜靡为西迁夺地的月氏所杀后其部东逸，后乌孙借助匈奴力量击败月氏复居“故地”。
关键词：乌孙“故地”；前3世纪—4世纪；伊犁河流域；欧洲人种；“共在”、“俱在祁连、敦煌间”错误
中图分类号：K86；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9)01-0038-09
乌孙是在西北地区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古代民族，故向为学界所关注。但由于史籍记载或语焉不详，或牴牾参差，在事涉乌孙秦汉之时的活动区域、族属种系、与匈奴和月氏的关系以及在伊犁河流域的活动时序等问题时，论者仁智纷纭，虽不乏真知灼见，然一些观点核之相关资料颇多颉滑。现不揣浅陋亦抒管见，幸乞方家教正。
一 乌孙“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辨疑
《汉书·西域传》云：“始张骞言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对于难兜靡时期乌孙的活动区域，《汉书·张骞传》云：“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昆莫地空。蛮夷恋故地。”《史记·大宛列传》则谓“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值得注意的是，此“俱在”、“共在”之说仅见于《汉书》，均不见于《史记》。
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出使乌孙的战略目的是“断匈奴右臂”，其具体措施，《汉书·张骞传》作：“招以东居故地。”《汉书·西域传》作；“令东居故地……以制匈奴。”然而《史记》记此事则作“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两书记的是同一件事，但居地性质完全不同。《汉书》的居“故地”与前记“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相呼应，因而《汉书》“招以东居故地”的说辞，就其记载本身从逻辑上是合理的。
学术界对于班固的乌孙与月氏“俱在敦煌、祁连间”，基本均信从无疑，但月氏、乌孙在河西走廊孰东孰西却成笔墨公案。有学者认为乌孙在河西走廊东部。更多学者认为月氏居东，乌孙位西。而其东西之界又有张掖界说、肃州界说。如张掖界说认为：“汉以前，月氏与乌孙分居于河西走廊东西两端，西为乌孙、东为月氏，二者当大致以今张掖为界。”与此说相近的是以山丹为界。肃州界说则谓：“乌孙与月氏分地，乌孙在肃州以西至敦煌，月氏在肃州以东至张掖。也有学者认为月氏活动在敦煌以东至乌鞘岭的整个河西地区，其中“祁连、敦煌间”不应“一部分划为乌孙地，一部分划为大月氏之地”，应为“乌孙、月氏共居之地，而河西走廊的东头——武威地区，则主要是月氏的游牧区”。还有谓“汉代之祁连即今之天山，敦煌及敦薨之山即今祁连山。其时月氏强盛，乌孙可能役属于月氏，其故地当在月氏势力范围之西部，或者为今敦煌至哈密一带”。以上诸说均本于《汉书》的“俱在祁连、敦煌间”，并根据相关记载的不同理解或为月氏和乌孙划分了其分别在敦煌、祁连间的区域，或提出“共居”之说。
从《史记》和《汉书》对于乌孙的记载的差别，可以看出司马迁当时甚至不知道昆莫之父的名字——难兜靡。而伴随着张骞凿空汉王朝与西域交往的频繁，汉王朝对乌孙等西域诸国的了解和认识不断丰富。但班固《汉书·张骞传》记乌孙“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和《汉书·西域传》“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的来源并非是更新了的对乌孙的进一步的认识，仍然是“始张骞言”，而此言是张骞针对武帝对西域情况垂询时所答，必有史官记录，应该说张骞廷对是真实客观的，张骞明确说其对乌孙的了解是在被羁匈奴时所“闻”，即“听说”的，因而，就司马迁和班固所依据的记录张骞所言的皇家原始档案，应该是相同的。
司马迁虽晚于张骞，但基本可属同时代。匈奴的屡屡南下劫掠，是高祖以及文、景诸帝都欲解决而又无能为力的心腹之患。与匈奴的战争成为武帝之世的根本性的大事，司马迁本人辱罹宫刑，亦与此有关。张骞建元中(前139)至元朔三年(前126)以及元狩四年(前119)两次出使西域，系汉王朝对匈战争战略考虑的重要决策。司马迁于前104年开始着手准备编写《太史公书》，对张骞西使所获任何新信息都定当格外关注。因而我们不能不考虑《汉书》相较《史记》所衍出的“共在”、“俱在祁连、敦煌间”以及“故地”说的可靠性，此外对于元狩二年(前121)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所遗之地，《汉书，地理志》谓：“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与《史记·大宛列传》所记“故浑邪之地”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地理志》酒泉、敦煌郡条仅记开郡纪年，不言乌孙“故地”。这种前后以及异传间的并不呼应，似从一个侧面表明班固对祁连、敦煌间系乌孙“故地”的说法是没有把握的。但乌孙毕竟是客观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民族，秦汉之时乌孙居地何在也是不能回避的重要学术课题。
乌孙“故地”，《旧唐书·地理志》陇右道条下金满县载：“前汉乌孙部旧地。”杜佑《通典·州郡四》庭州条谓：“前汉乌孙之旧壤”。庭州，州治金满县，故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护堡子，唐人谓庭州为“乌孙部旧地”，不知何所本，且没有具体时限界定，故仍然无法对了解秦汉之时乌孙“故地”有所帮助。
仅据语焉不详和颇多抵牾的史料进行推演，很难避免研究者所能占有资料的局限及由此对研究者主观认识上的束缚，由此希冀得出客观准确的结论是不现实的。但我们换个角度，跳出既往仅据史料究索的窠臼，或许会对乌孙相关问题的思索有所裨益。
二 乌孙活动区域、时序及体质种系的考古学和人类体质学观察
中、苏考古学家在伊犁河流域的一系列考古发掘和研究，为我们认识乌孙“故地”提供了重要启示和线索。20世纪30年代以降，苏联考古学家A.H.伯恩斯坦等人，在原苏联境内西起咸海东岸高地，经中部天山地区，东北到伊犁河流域，东南到费尔干纳和帕米尔的广大中亚地区，发掘了大量公元前7—公元4世纪游牧民族的墓群。伯恩斯坦认为：“伊犁河流域，尤其是土尔根、伊塞克湖、塔尔加尔和东到额尔齐斯河，曾经是‘祢王’塞族之境，这支塞人很可能就是伊塞顿。”其中较晚阶段前3世纪—4世纪土冢“属乌孙遗存”，“乌孙古墓排列整齐”，“方向自南而北”，其地面封土均迄逦相属作链状排列，成为乌孙墓葬标志性的特征。“乌孙文化的主要中心毫无疑问就在伊犁河和楚河之间以及楚河流域。”
乌孙阶段的墓葬墓穴东西向，早期墓穴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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