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统所附着的那个实体——皇权政治早已寿终正寝，屈指算来，时间已经过去快一百年了，“道统”这个词也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了。但是为什么现在还要把它折腾出来与现代精神放在一起来说呢？——这原因是它仍然在影响着中国人的现实生活，阻碍人们理解和接受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而眼下一些文人在围绕这个问题大做文章，会在一定程度上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如果让那些信仰缺无的后生们受到误导会以为我们曾经失去的所谓“国学”、“国粹”需要原样奉回，就是一件值得警惕的事情了。
传统与道统的微妙关系
现在人们在关于“要不要传统”这个问题上很困惑，就是因为没有理清“传统和道统”这二者的关系。分清楚它们的界线，这就不成为一个问题了。这里所说的“道统”，是一整套学说的总和，尽管这套学说内部充满了自相矛盾的说教甚至谎言，而且，它们各部分系统之间也谈不到逻辑性，但是由于它有强大政治资源可供凭仗，它已经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威严的道貌岸然，所以它在国人的心中仍具有影响力。“道统”这个词本身也是它的维护者们自己创造出的辞藻，现在，（从袁世凯死了以后）已经没有人以中国道统的维护者自称，这也是最近这几十年里人们较少地听到这个词的缘故。但是，它的影响仍然在现实生活中顽强地存在着。
而“传统”则有很强的自然属性。只要是一个民族用来指导现实生活的非自然属性的创造，都可以叫传统。对比中国道统，在本质上则是一种经过人为精心挑选后的一套“说法”，很有些宗教性质的强制性作用。这里就表现出了它与传统文化的区别了。一群人（当然是有资格有权力的人）把所有有利于自己维持权力、尊严和话语权的传统文化中的局部成果加以改造，然后放进一个大“酱缸”里，就组成了中国道统。在中国道统的背后，站立着一大群因为它而获得既得利益的集团，这个集团的存在使得中国道统成为一种活的真实的存在。相对比，传统文化则只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它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者是每一个中国人。
现在被人们归结为传统的文化很多，什么酒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和戏曲文化等等，那个自以为了不得的“中国道统”是不屑于与此类下等级的文化范畴同列，只要不影响到社会稳定，它对这类“下等文化”也不屑于施加政权层面的关注和影响。
道统也不等同于“孔孟之道”。中国道统的核心是以所谓“法家”那些霸道的理论为中坚。“孔孟之道”不但不能涵盖之，而且有时还针锋相对。而所谓“封建礼教”这个词包括了太多的对中下层人进行宣教的意义，没有把最高层面文化的那种惟我独尊横空出世的精神头霸道劲囊括进来。在“道统”的面前，“封建礼教”更像是一个教师爷或打手，真正高高在上被尊崇的，还是那个“道统”。
中国道统的来历
中国道统，是自打秦汉以后，构成近两千五百年里的“中国”这个历史实体的灵魂，与它相对应的词，本来是“器”，程颐和朱熹就详细议论过“道与器”之间的关系。到了清朝末年，文人们更多地是用“体”和“用”，这两个词。什么“中为体，西为用”，说的就是这码事。其实被中国文人称为“器”或“用”的那些文化成果，往往会被外人看成有用的东西，如中国人“四大发明”，外国人的“淫技奇巧”，正是这些东西极大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
“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实体顽强地以自己的方式存在于天地之间，依靠的就是这个道统。有了这个道统，它就很自信。这是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创造，是可以拿出来显摆的法宝。也自认为唯有它才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伦理道德体系，它自认为已经终结了世上所有伟大的真理，只要天不变，它就不变。
现在一些官方的解释仍然把中国道统定义为“儒家传道的系统”继承了唐代韩愈的“血脉说”，即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构成了道统的一条主线。其实这是书生们的议论。中国道统在实践所遵循的方针大计，乃是从商鞅开始的法家治国方略。最能体现这一套思想的是韩非子所说的“法、术、势”。其中“法”，不是宪法之法，而是法规之法，它是一把戒尺，宗旨是以暴力手段来维持统治，惩处异端，而不是像宪法那样，是一种公平的约定。其中的“术”是指权术，不管阴谋阳谋，也不管是不是公理公约和自己的公开许诺，只要能维持统治地位，都可以拿来治理国家。“势”是指势力和地位，当然这是不容挑战和质疑的垄断话语权的绝对的统治地位。温文尔雅的儒家理论只是一个标榜，一个幌子，治下的草民都要诵读和遵从，而权力者却常常不把它的信条当一回事。
现在的中国人一说起自己民族对世界的伟大贡献，都会提到“四大发明”。但其实最早那是西方人的说法。我认为平民教育是中国人对人类文明的最伟大的贡献，这是孔子的功劳。文官政府，这个由隋文帝杨坚发起的一项伟大的工程，其意义也远大于所谓的“四大发明”。其他如陶瓷和丝绸等等对于人类进步的贡献都不低于所谓“四大发明”，此处不予深论。而如果让秦汉以后的中国文人自己来说对人类的伟大贡献，没有不把自己的“道统”放在第一位的。而恰恰是这个东西，只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帝王霸业，给他们的子孙带来无限的荣华富贵，却给全体中国人埋下了将来家破人亡生灵涂炭的祸根。
秦汉以前，中国道统尚未登上九五之尊时，无论天子还是诸侯，还都是很有人性味道的民族领袖，天子（当然是合格的天子，不是桀纣之君）很尊重诸侯，诸侯很尊重平民。即使是楚惠王面对墨子当面很有“犯上”劲头的劝阻，也没有当场“龙颜大怒”，孔子周游六国在各位诸侯面前指手画脚，也没有招致杀身之祸，这在秦汉以后是不能想象的事情。
汉初，中国道统初长成时，我们还能从史书上看到有违中国道统精神的对立面的真实存在，尽管已经是落叶秋风了。《史记》和《汉书》中还设有“游侠列传”的卷目。那些有伤最高统治者威严的“游侠”，体现的正是上古中国人淳朴的遗风。两千多年来，人们对于游侠精神的追忆和景仰，正是与他们心灵深处对于中国道统的憎恶相辅相成的。这是那些习惯于皓首训诂和上条陈的正统历史学家们所难以觉察的细节。
自从汉后，不知道是皇帝发话了，还是史官们变得知趣了，——这些已经无法从记载中重新考据，游侠们的身影从正史中消失了，于是“风萧萧兮易水寒”遂成了千古绝唱，百姓成了顺民，齐呼万岁的声音一朝高过一朝。
尽管游侠们的身影很模糊，思想或理想五花八门，手段也近乎现代的恐怖主义，他们的下场一般也都是悲剧，但“游侠精神”表现的是一股正气。本来充满游侠精神的《水浒传》之所以为当局所忌恨，就因为它所宣扬的精神与中国道统格格不入。文人们为了生计或其他什么方面的考虑，把它腰斩和改造，尽量标榜了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内容，再续上接受招安的尾巴，但也难以彻底遮掩住它的反抗中国道统的精神本质。游侠精神的最后表演，无疑应当归于晚清义士谭嗣同的慷慨就死，与大刀王五的惺惺相惜，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是对中国道统的憎恶。
中国道统是中国特色的宗教专制武器
如果不借助于外力，中国人注定难以依靠自身的勇敢和牺牲来摆脱中国道统的纠缠，它像一条巨大的蟒蛇，把中国人的思想禁锢在狭小的空间里。从总体上看，中国人没有了尚武精神，灵魂越来越扭曲，文人不习武，弱不禁风，一门心思求功名，武人不识字，行为粗鲁，就知道舞刀弄枪，整个民族的身体体魄也越来越弱化。人们都知道岳飞的罪名是“莫须有”，而实际上，他真正的罪名是他自己“供”出的座右铭：“乃文乃武”。宋代以后的汉族皇帝们从赵匡胤开始就视有文化的武人和有军队背景的文人为心腹之患，岳飞如此（后来者还有于谦和袁崇焕），后者则以辛弃疾为代表。原因是奴化的程度未达标，对道统和在位的皇帝都构成威胁。
我对侯德健那首《龙的传人》一直嗤之以鼻。什么“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巨变前夕的深夜里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好象在那声炮响以前中国是一片祥和与和谐。当然我也绝对不想歌颂外来者强加给我们的战事和骚乱。而要打破沉寂、借助外来的力量冲击中国道统，使得中国有可能从一个恶性循环中借机逃脱出来，必须要由安于现状的中国人付出代价，这是难以两全的。这个时候需要的是“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在这里，西方人入侵中国的危害容易引起国人的激烈反应，而它造成的震荡则有可能让中国人跳出那个恶性的周期律，这个效应往往为民族主义者所掩盖。
这个震荡所产生的义和团运动的头领人物已经与最高统治者的中国道统穿上了同一条裤子。假使义和团如果能杀尽洋人，所产生的两个结果都是中国道统的胜利（义和团被卸磨杀驴或清王朝被取而代之，开始又一轮的王权专制），而决不是中国的再生。所有在它笼罩下的天下庶民，都要重新进行洗脑，都要拜倒在新主子的膝前，用他神圣的天音来安排世间的一切。
历代维护道统的卫道士从孔子那里引来语录——“非礼勿听”，这个“礼”，后来就演变成道统。听之前还不知道听的是什么，怎么就知道它是不是符合“礼”的规范呢？——这就是中国道统的愚民之术，闭塞人们视听的手段。
两千年里，中国文化已经被整治得生机殆尽，动不动就抡起“非礼”、“有伤风化”的大棒，大肆围剿扼杀。在汉族人集中居住的地方甚至已经没有了歌舞的习惯，各类艺术形式都必须取得道统的认可后才能合法存在。
一百多年前，中国首任驻英国大使郭嵩焘参观大英博物馆，被他们的油画艺术所震撼，怀着惊异的心情看过这些逼真的艺术品，——它们是一些用华丽的色彩、准确的光线和中国从来没有的透视理论再现出来的风景和人体，这位有深厚国学修养的中国学者兼官员写下了大篇幅的参观笔记。尽管对他们西方人的绘画技艺表示惊叹，但是在文章的最后，还是以中国人固有的观念做了否定，认为一来是在意境上比不过中国画，二来是他们总爱把女人的胴体毫无遮拦地展示在大庭广众之中实在有伤风化，最后以“淫技奇巧”做了结论。
用符合中国道统的角度来看，还说得冠冕堂皇：“艺术应当高于生活”——说“高于生活”，很隐晦，实际上是指使或唆使文人们造假。“写实”的艺术家往往被扣上各种罪名受到打击迫害。
与此大同小异，中国的儒家学者也是如此批判外来的哲学的。说它是低档次的学问，尽注意一些枝节末梢，顶多是形而下的写实主义和经验主义，而不像中国人那样超越生活，把个心性研究得透彻无比。因此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不断地做着自己认为的伟大事业——到处去“宏扬”或宣传中华文明，从明朝不惜花费重金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到清朝皇帝对朝觐者的丰厚恩赐。其余声绵延到无私地“支援亚非拉”，而不顾兆民的生活贫困和国家的经济拮据。
中国道统的长期绝对统治，让中国文化体系越来越干瘪枯燥无味，更谈不到从整体上对自己文化体系进行更新和调整。——我们没有自己的哲学理论和神学理论，我们没有自己的化学和物理学理论，没有自己的政治学理论，没有一切涉及“色”和“淫”的心理学和生理学的理论探索，连用于医学的解剖学也没有。有的是什么呢？——各种各样的“术”。这些“术”之间谁也不管谁。所有这些“术”都没有基本理论，但它能直接告诉你解决的“要术”。这当然也是一种神奇，应当叫“中国人零星的聪颖”，中国人的这门“功夫”更像是一种操作指南或诀窍。譬如算术中的割圆术、开方术、赢不足术等等，它们虽然都属于数学范畴，却有一个统一的基础方法论。算术这个“大筐”中越是能直接为统治服务的，研究得就越精细。如，计算摊派税收的“均输术”，计算土方工程的“商功术”。更为人们所熟知的是韩信的点兵术，其中的精妙十分神奇，应用了许多数理统计的高深技巧。
“算术”这个大箩筐内部都是如此，要想在算术、武术、儒术、医术、法术、巫术、传统美术等各种“术”中间找到共同的逻辑语言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了。相对比，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西方的文化体系，越来越体现出逐渐融合的趋势，他们的各种“学”——大到天文学和宇宙学，小到分子物理学和微观生物学——之间，都能被以数学为代表的数理逻辑统一成一个巨大的体系，当然这个过程现在还在发展进行中。将来爱因斯坦的统一力场的信念终究会实现，展望今后，我猜想，就连社会学中的“力”也终将能用数学的方式和语言表达出来。
今天，当中国人发现世界上居然有让中国人如此惊叹的伟大文化时，应当开始认真地考虑反省早已融入我们民族血液的中国道统的影响或毒害了。但是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中国本来并不落后，这是指先秦时期。落伍是后来的事。那么后来发生了什么呢？——统一中国。统一中国做错了么？
中国道统对中国人的戕害
古人云：“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中国道统如果仅仅体现为皇权政治的话，那就是中国人的万幸了。而不幸的正是，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当初都是这么想的：“一旦皇帝没有了，民主共和就会水到渠成。”比民初的军阀混战更难以让人们想到的是，在所有中国人聚集的地方，那个中国道统还仍然在作祟，即使是在海外，即使是在现在。
民国初年，辜鸿铭在北大任教，不少人对这位仍然拖着长辫子的大学教授颇有微词。他反驳道，那些注目于我的形象的人，都是他们心中的辫子在作祟。确实，中国道统藏在人们心中的时候，往往不为人们所察觉。
年少时，读鲁迅的小说，无论是祥林嫂的故事（《祝福》），还是阿Q的故事（《阿Q正传》）、人血馒头的故事（《药》），总是感到故事的背景都是阴沉的灰暗的，以为那是作者的风格；渐渐地，我越来越感到那不是风格，而是一种能耐、一种天才，他是有意地在营造那样一种气氛一种环境，只有在那种故事氛围里才能展示出那些典型人物的特殊的精神世界，而这，正是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所要痛心批判的东西，——中国道统对中国人灵魂的毒害。这样的毒害表面上来自外界，而实际上来自内心。
与钦佩鲁迅先生相类似，越到以后，我就越钦佩另一个伟人——梁漱溟。我认为比他的直言更伟大之处在于他的实践精神。为了破中国人民的“心中之贼”，他毅然放弃了在北京大学教职的优厚待遇，跑到落后的乡村（山东、广东、河南）进行所谓的“乡治”实验，他说这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最后的方向”。不幸这个努力被日本人发动的侵华战争所打断。
中国人在推翻“三座大山”以后，再次过早地陷入了爆炸性的兴奋热潮，都以为剩下的事情就是搞建设了。殊不知，曾经为梁漱溟们（此外还有与梁漱溟齐名的陶行知、晏阳初等）一直忧心忡忡的奋斗目标——清除中国道统对中国人心灵的毒害，却不是能够被外在的说教和大轰大嗡的群众运动所能驱逐掉的。
由于中国道统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的蛮横存在，中国社会上存在的所有恶的东西都与中国道统难脱干系。十几年前，我们还不愿正面承认存在政府腐败，到如今“十七大”报告重磅强调了反腐败的意义和决心，可见这个医治顽症的难度。难在哪里？我认为就难在那个中国道统已经深入到所有中国人的心里面，梁漱溟们以为是文化水平高低造成中国人的心智发生了问题，所以他们要到落后的农村去改造那里的灵魂；而实际上，那些文凭很高的官员，也同样身受中国道统毒害而不能自拔。为什么哪一个部门哪一个地区都普遍存在第一把手的监督缺位？还不是那个中国道统在起作用？“第一把手天然正确”，就是中国道统逻辑的集中体现，在哪个部门或地区，谁敢挑战这个逻辑，虽有中央文件甚至像“十七大”报告和最高法律——《宪法》做后盾，十之有九还是不得好果子吃、甚至付出惨重的代价。既然问题是那么地普遍，就需要从文化角度而不仅仅是制度层面上考虑问题了。
为什么中国文化在发展中始终没有“真理”这个概念
中国人文化系统中的“天道”，是个很主观的体验，从来没有经过验证程序，说话人怎么说怎么有。客观属性的“真理”始终没有进入中国的文化系统。
西方的一位艺术家（布莱希特）有这样一句很哲学的名言：“真理是具体的。”而中国人所谓的“天道”——道统的经师们所颂的“经”，总离不开“天下为公”这几句“真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多抽象、多没有可操作性的“经”，念了两千五百年，怎么越念越中国积贫积弱呢？
反观西方人的文化发展，他们也有长时间念“经”（他们的经文是“天主圣言乃天主的德能，为使一切信奉的人获得救恩，”）的历史，但是一旦他们把真理“具体化”后（把神灵请下神坛的文艺复兴），就不断地取得一项又一项的进步。那些进步和发现，有不少是受到中国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启发或直接“窃取”过来的。但到最后，由于方法得体（最主要是由于逻各斯被普遍地尊崇），一旦上到一个台阶（以加利略和牛顿的伟大发现为标志）就开始把其他所有地区的其他文明形式都远远地抛到了后面，而封闭自守盲目自大的我们，还被自己营造的天下情怀所陶醉和蒙蔽。即使现在，我们还没有彻底从中解脱出来。今后中国文明的复兴还是以继续清除中国道统的影响为第一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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