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其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之一。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们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不能照搬照抄外国政治制度模式。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逻辑必然
[作者简介] 聂月岩，法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1]36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1]36这些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行动指南。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逻辑决定理论逻辑，理论逻辑是历史逻辑的理论形式，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统一于实践逻辑之中。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逻辑学是关于认识的学说，它是认识论。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2]实践是理论的源头活水，没有社会实践，理论之花就会凋谢枯竭；同样，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党的十九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1]36这一重要论断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坚持继承和创新发展，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然性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如何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探索现代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为了民族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但最终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1]13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走改良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结果被清王朝镇压，戊戌变法宣告失败。康梁作为同封建残余势力作战的启蒙思想家，其变法思想确实是中国近代“新思想界的陈涉”[3]。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用武力推翻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现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中国近代民主进步力量共同奋斗的结果。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但民主政治的理念卻在中华大地传播开来。正如毛泽东于1956年11月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所说：“他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4]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创造了条件。民国初年，被称为中国“宪政之父”的宋教仁主张实行西方的政党政治和议会民主。他为国民党在议会中组阁到处奔波、游历演讲，阐述其施政纲领和宪政思想，结果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孙中山曾评价宋教仁：“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孙中山为悼念宋教仁题的挽联：“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国民革命失败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抗战结束后，民主党派部分代表人士还幻想在国共两党之间走“第三条道路”。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严加取缔”。民盟被迫解散，表明了“第三条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民主党派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历史充分证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买办势力是从不允许任何政治力量同它分庭抗礼的，而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无力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资产阶级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5]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一百年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在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运动中，在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12-13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团结带领人民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行了28年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6]3。
由此可见，走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由中国国情和历史条件决定的，特别是由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然而长期以来，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要追赶世界潮流，就要走西方道路；还有些学者积极主张在发展中国家普及和推广西方政治制度。当西方国家谋求在中国实现所谓的“政治民主化”的企图和努力破产后，“唱衰”和“制裁”中国也就不足为怪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6]19中国作为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东方国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逻辑必然和正确选择。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思想、主体内容、基本要求都在宪法中得到了确认和体现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就是人民主权，是人民意愿的实现。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民主这个词在德语里的意思是“人民当权的”。人民的权利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7]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权论，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是人类政治思想史上的历史性的飞跃，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理论基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必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第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1]36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中国共产党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坚持党的领导，要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就是要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和法院、检察院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发挥作用；就是要保证党领导人民依法有效治理国家，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与自由；就是要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把民主协商纳入“四个民主”之中，使之扩大为“五个民主”，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的重要思想。党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治立法。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依法治国。”[6]85如果路走错了，就南辕北辙了。因此，方向要正确，政治保证要坚强。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1]22不要把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对立起来。“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关系的集中反映。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6]98。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在我国，法是黨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的统一体现，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6]99不能把坚持党的领导同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对立起来，更不能用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来动摇和否定党的领导。“那样做在思想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危险的。”[6]22
第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评判，不可能千篇一律、归于一尊。”[6]11-12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乃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中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8]166-167这样一套制度安排，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贯彻、不断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并明确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1]37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三者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的提法和界定，始见于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报告中出现还是首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政治制度。”[6]44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也要与时俱进地完善。他还强调指出，政治制度对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西方国家策划“颜色革命”，往往从所针对的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制度开始发难，大造舆论，大肆渲染，把不同于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打入另类，煽动民众搞街头政治。“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8]18因此，我们要在新时代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为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
第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是一个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具体形式，对于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和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具有优越性，但并不是说“中国政治制度就完美无缺了，就不需要完善和发展了。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故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6]1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蹄疾步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推出1500多项改革举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明显增强。”[1]4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同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体制、机制、程序、规范以及具体运行方面还不完善；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发挥人民创造精神方面也还存在某些不足。因此，要不断推进政治体制和机制的完善和发展。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这实质上要解决的是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重点是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即哪些事情应该由市场、社会、政府各自分担，哪些事情应该由三者共同承担。”[8]176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和目的是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党的十九大报告还特别强调：“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1]39“健全党和国家的监督体系。……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1]67-68习近平强调：“无论行政体制怎么改、政府职能怎么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不能变。”[8]17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强大生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6]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有科学的指导思想和严谨的制度安排，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和有效的实现形式，同时也有可靠的推动力量。“这一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思想、主体内容、基本要求都在宪法中得到了确认和体现。”[8]16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既不同于苏联的道路，也不同于西方的道路，更不同于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新自由主义道路，是植根于中国沃土、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这种独特的政治发展道路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突破，为全球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健康、鲜活的因素，“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10。
三、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关系根本、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由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是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总体趋势。但是由于地方差别、经济结构的特点、生活方式、居民的觉悟程度和实现这种或那种计划的尝试等，这种过渡会产生多种多样的特点。列宁曾经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上社会主义，但走法却不会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9]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是千差万别的，任何民主政治理论和民主政治模式，只有符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什么样的思路来谋划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管根本、管全局、管长远的作用。”[6]10“古今中外，由于政治发展道路选择错误而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6]10
从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实践来看，世界各国的民主政治模式各具特色，没有完全雷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国家的民主模式，不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导致政治动荡、经济滑坡。墨西哥曾经照搬美国的模式，结果没有成功。印度和尼泊尔沿用英国的民主模式，如多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但国内仍然是政治不稳、腐败严重。南斯拉夫在西方民主潮流的冲击下，天真地以为只要实行多党制、私有化，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结果是内战全面爆发，国家迅速崩溃，20多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酿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最大的人间悲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个值得全党和全社会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苏共早年在有二十万党员时能够夺取政权，在有二百万党员的时候能够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而在有近二千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丢失了自己，这是为什么？”[10]134除了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之外，苏共最大的失误就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盲目引进西方国家的多党制，偏离了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8]1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坚持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更是关系根本、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6]10。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表明，任何一种政治模式都离不开本国的历史传统、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和社会制度。通向民主的道路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不能照搬照抄西方模式。正如亨廷顿所说：“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西方化确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非西方文化对现代化造成了什么障碍，与他们对西方化造成的障碍相比都相形见绌。”[11]当今世界，政治现代化已经呈现出一种多样化和多种模式并存的格局，政治现代化不再等同于西方化。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包括否定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也大有人在。“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唱衰中国的舆论在国际上不绝于耳。”[10]109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上升，国际上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议论和研究也多了起来，其中不乏赞扬者。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正在颠覆西方的传统理论。人们正在见证“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中国崩溃论”的崩溃，“社会主义失败论”的失败。美国智库也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成功转型，可能会为长期形成的“华盛顿发展模式”提出一个事实上的替代性选择，同时还提醒美国必须预先作好回应。[12]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模式，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必须与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相适应。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能放弃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中国的实践向世界说明了一个道理：“治理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是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6]7可以说，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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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林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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