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近代大学校长是特殊时代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的卓越贡献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强实的基础，对他们的高等教育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1979年至2006年5月这一阶段的中国近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时代特征是以教育救国为理想目标，以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为现实目标，以重视学术和科研为创新的源泉，以民主管理为基本策略。
关键词： 中国近代大学校长； 高等教育思想； 研究文献； 时代特征； 述评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381（2007）03-0031-05
中国近代大学校长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在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呼吁教育救国，大量译介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并且身体力行，创办各类新式学校，苦心经营中国近代的大学，对新教育思想的传播、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了“筚路褴褛、以启山林”的作用，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强实的基础。这批杰出的大学校长中，有毁家兴学的马相伯、被誉为我国“民办大学校长的先驱与楷模”的陈时、坚信“教育救国终不悔”的张伯苓、主张大力发展女子教育的吴贻芳、主张个性教育的蒋梦麟、主张通才教育的竺可桢、试图移植法国大学模式的蔡元培与主张导入美国大学模式的郭秉文、主张发展师范教育的陈宝泉、主张发展职业教育的刘湛恩、主张发展工程教育的刘仙洲与茅以升和主张军事教育与文化教育合一的蒋百里等等。他们的高等教育思想如日月之光辉，照耀着我国近百年高等教育的发展之路。因此，对他们的高等教育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近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的相关文献
自改革开放以来，对我国近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研究逐渐增多，所呈现出来的文献种类主要有以下5种：
（一）学术论文
对中国近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的所有文献中，学术论文所涉猎的人物最广，内容也是最丰富的。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查询，可以发现在1979年至2006年5月这一时间段内，对中国近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的相关论文中，关于蔡元培的有315篇、关于严复的有73篇、关于竺可桢的有22篇、关于张伯苓的有21篇、关于马相伯的有14篇。与对中国近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的其他形式的文献相比，学术论文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研究的角度与层次上，都彰显出其自身无与伦比的丰富性。另外，还有大量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也广泛涉猎该领域，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资料源。
（二）校史研究
一些具有百年左右历史的大学在举行校庆之际，成立专门的校史研究室或校史编修组，编写本校的校史，其中收录了本校历届校长的办学思想及其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因此，校史研究也是中国近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这种形式也将会为所有大学所推崇。目前，该方面的研究成果很丰硕，有《清华大学九十年》、《北京大学纪事》（上、下册）、《南大百年实录》（上、中、下卷）、《西南师范大学校史》、《华中师范大学百年校史：1903-2003》、《山东大学百年史（1901-2001）》、《回眸南开》（80周年校庆）等。同时由于中国近代历史曲折，许多大学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不断经历着合并、重新组建等历史变化，因此有研究者开始对以前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大学进行专门的校史研究，如现已出版了《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1903-1911》、《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中华大学》、《金陵大学史》、《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等。
（三）教育文集
教育文集是对中国近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的又一文献形式，它主要经过研究者的认真筛选和整理，收录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生前有关教育方面的文字记载。如果从庞大的近代中国大学校长这一群体来看，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是很少的。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陈学恂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教育论著丛书”，收录了1912年至1949年这一期间重要的教育论著；还有其他一系列的近代教育家教育思想研究丛书系列，其中涉猎的很多人物就属于我国近代大学校长之列；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针对单个人物的专门研究成果，如《蔡元培全集》（共七卷）、《吴玉章教育文集》、《陈垣学术论文集》、《张澜文集》、《张伯苓教育言论文集》、《茅以升文集》、《雷沛鸿文集》（上、下册）、《马寅初演讲与论文集》、《胡适学术文集：教育》、《陈宝泉教育论著选》、《刘文典文集》等。
（四）专著
专著是对中国近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最充实、最全面的理论成果，然而这一方面的相关研究还很缺乏。相关研究的专著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整体性研究，整体性研究是指将中国近代大学校长作为一个群体来研究，目前只有周川教授主编的《百年之功——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教育家精神》一书；第二类是个别性研究，该类研究中以教育思想命名的成果主要有山东教育出版社在2003年底至2004年初出版的一套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该丛书详细论述了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郭秉文、唐文治、吴贻芳、陈裕光、马相伯、竺可桢、陈垣10位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高等教育理念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以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也是从教育学的视角将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高等教育思想与其任职期间的大学实践结合比较紧密的著作。第三类是附带性研究，即在一些相关研究中在研究某些问题时附带有中国近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内容，如人物传记、中国高等教育史、中国教育史等方面的著作。
（五）年谱
年谱作为对具体人物生平主要活动的还原，为研究者研究中国近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提供了详实的背景资料。目前出版的年谱也不多，主要有《蔡元培年谱》（有好几个版本）、《陈垣年谱》、《张澜先生年谱》、《唐文治年谱》、《胡适年谱》、《马相伯（良）先生年谱》等。
二、中国近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的特点
1.从研究文献的数量上看，1979年以来的研究经历了探索、研究视域扩展、全面展开三个阶段。根据研究文献的数量，笔者将这段时间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例（如表1所示）：
1979年至1988年间，研究者的目光主要关注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曾担任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校长的严复、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以及担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四川大学的张澜等，这些大学校长大多是中国高等教育某一领域的创始人物，这一时期可视为对中国近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的探索阶段。其研究特征表现为研究对象少而集中，如随机抽取的10人中有5人没有被作为研究对象（如表1所示）；而在1989年至1998年间，研究者的研究视域开始扩展，几乎涉猎到中国近代大学所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校长，如对复旦大学的马相伯、北京大学的蒋梦麟、清华大学的梅贻琦、广西大学的马君武、南京大学的郭秉文等人的研究也逐渐出现，这一时期可视为中国近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的研究视域扩展阶段，其主要特征表现为研究对象开始分散，如所选10人中都有相关论文研究他们（如表1所示）；而从1999年至2006年5月，对中国近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则进入全面展开阶段，研究者们开始从不同的视角对同一人物进行多方位、多层次的解读，虽然对个别近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研究论文呈递减趋势（如张澜、梅贻琦、马君武），但从总体上看，对他们高等教育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总数远远超过前20年的总和。
2.从研究对象自身来看，被研究的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绝大多数都有国外留学经历或与西学有紧密联系。中国近代大学并不是从中国古代大学演变而来的，主要是全面学习、借鉴国外大学，正如梅贻琦先生所讲，“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1]。这一特征使得留学归来的中国近代大学校长更容易成为同时代这一群体中的佼佼者，同时也为他们将自己从国外所学到的先进教育思想运用于实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如蔡元培曾经留学德国，后来又游学欧洲，考察了欧洲各国的高等教育；梅贻琦早年赴美留学，后又赴美进修；张伯苓、郭秉文、蒋梦麟、茅以升等都有留美经历；有在日本学习经历的有陈宝泉、张澜、陈时等；还有一些被研究的中国近代大学校长虽然没有直接的国外留学经历，但他们从小就开始受西方先进教育思想的熏陶，如从小接受教会教育的马相伯、吴贻芳等。这些都是目前得到研究者青睐的中国近代大学校长。
三、中国近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研究内容的时代特征
本文所指的“时代特征”不是指本时代所特有的、而其他的历史时期不具备的特征，而是指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中所表现出来的较普遍的一般的特征。
虽然研究者目前主要是对个体进行研究，但是从个体研究的内容来看，不难发现，中国近代大学校长这一群体在高等教育思想理念方面具有很多的共通之处，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近代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存在较大的共性，中国的近代大学大都具有全面学习西方大学制度这一历史背景；二是由于中国近代大学校长中很多人还有相似的就学经历与国外教育考察经历。从研究内容上看，笔者通过文献分析对资料进行梳理，运用枚举法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思想的时代特征加以论证，认为中国近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时代特征主要有四点：
（一）教育救国——中国近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理想目标
教育救国是近代中国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主旋律，虽然未见有文献归纳出这一时代特征，但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研究者对中国近代不同的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内容的研究中得到论证。如马相伯始终“立足爱国”[2]，坚信“教育乃立国之根本，国与国民，所以成立，所以存在，而不可一日或无者”[3]。陈宝泉信仰“教育为救国唯一方法”[4]。唐文治认为“立国之要，以教育为命根”，而“兴学为救国之要务”[5]。李登辉“乱世之际回国献身祖国的教育事业”，“就是要挽救祖国的羸弱和危亡，所以他在执掌复旦的数十年中，始终关注着爱国主义的教育和实践”[6]，严复也有精彩论述，认为“中国之所以羸弱不堪，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民众‘愚、贫、弱’。因此，要救民族于水火，就要‘愈愚、疗贫、起弱’，而这关键在于教育启蒙；只有教育，才能造就‘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和‘德行仁义之强’的国民，这是国家富强之基、富强之原、富强之维”[7]，诸如此类的论述数不胜数。教育救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近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时代特征之一，主要是由中国近代特殊的社会历史所决定的。众所周知，近代中国有着屈辱的历史，饱受海外列强的欺凌，许多爱国人士亲眼目睹自己的祖国惨遭国外列强欺压、掠夺，爱国之情在他们心中油然而生，救国救民的思想在他们心中更加强烈。与其他国人相比更具优势的是，中国近代大学校长基本都有国外就学经历和教育考察经历，他们充分认识到西方列强之所以如此强大，是与他们先进的教育紧密相关的，因此他们坚信要救中国，只有自强，靠妥协、“以夷制夷”都是行不通的。而要自强，只有靠教育。张伯苓校长教育救国思想的形成正是无数中国近代大学校长这一思想轨迹形成的缩影。他回忆说当年他在威海卫亲眼“目睹国帜三易，悲愤填胸，深受刺激！念国家积弱如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8]。
（二）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中国近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现实目标
如何教育救国？中国近代大学校长们告诉了我们一个最佳答案：办好教育，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虽然不同校长对理想中的合格人才的表述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充分认识到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是实现教育救国理想的最有效途径。中国近代大学校长在他们的办学目标、培养目标上详细论述了这一点。梅贻琦认为培养人才是大学应该具备的职能之一，他认为大学应该培养“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通才，还应具备强壮的身体、科学的态度、完善的人格以及高尚的思想品德[9]。蔡元培指出大学应该培养“硕学闳才”，这样的人才要有优良的道德品质、健康的体格、高强的能力、开展科学研究的兴趣和能力、掌握丰富的知识、有艺术之兴趣和鉴赏美之能力以及具有健全的个性[10]。刘仙洲认为国家所需要的建国人才是多层次、多类型的，高、中、初级技术人才必须符合一定的比例，否则会造成人力资源浪费和专门人才结构性短缺。而工业建设的人才结构和工程教育的层次结构是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因此要建构整体性的工程教育，造就“巧心”与“劳手”兼优的工程人才[11]。马君武主张高等学校的宗旨和目标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强的体力，活的头脑，干的双手，好的性格，锐的勇气”的“时代青年”，也就是要把青年学生教育成为具有良好道德和性格、“文武俱备”、“脑体并重”的“实用的建设人才”[12]。茅以升在批判当时的工程教育培养人才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的同时，指出高等教育应该培养专才，这种专才具备8个条件：善于思想；善用文字；善于辞说；明于知之；明白环境；科学知识，知其所以来，及运用之法；富于经济思想；品德纯洁，深具服务之精神[13]341。
（三）重视学术与科研——中国近代大学校长进行大学创新的源泉
重视学术、重视科研是世界各国大学发展创新的源泉。中国近代大学校长充分认识到学术科研不仅对大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国家民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梅贻琦认为学术是大学应该具备的职能之一，他在校长就职典礼上发表演说指出“清华在学术上要向高深专精方面发展”[13]379，这为清华大学发展成为世界著名大学指明了方向。蒋梦麟则视学术为高等教育的唯一生命。他论述道：“学术衰，则精神怠；精神怠，则文明进步失主动力矣。故学术者，社会进化之基础也。”[14]蔡元培对“学术”作了新的解释，认为“学与术可以分为两个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13]91。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教学与科研是大学的两大职能，科研比教学更重要[10]。而重视学术、重视科研的最终立足点可以用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主义”来概括，即“在大学的知识内容上，要囊括大典，广采博收古今中外一切学术思想文化成果”，“在教师聘任上要求不拘一格，网罗众家”，还要遵循“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原则”[13]88－89。蔡元培这一思想为中国近代大学校长办学思想树立了典范，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后取得卓越成就的中国近代大学校长在办学过程中几乎都接纳了这一思想。在实践上他们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主要表现在他们积极筹款兴建图书馆、购买图书、购买实验设备等方面。
（四）民主管理——中国近代大学校长进行大学管理的基本策略
中国近代大学校长在校务管理上具有一个明显的时代特征，就是民主管理。关于民主管理，中国近代大学校长有多种不同的表述形式，如“民主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 “民主管理”等。马相伯在管理复旦公学时，“学院仅设总干事和会计干事两名专职人员”，“其余干事，于学期开始，由学生互推分别担任，其职务至学期之终为止，只执掌权限，须遵学生自治规程”，“所聘耶稣会士教师只须专心教学工作，无需费心具体管理事宜”[15]。梅贻琦提倡“学术自由”[16]、“教授治校”[17]，认为“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16]。张伯苓在学校组织管理方面，强调教授治校的民主制与分权管理，成立校董事会，参与学校管理；校务分掌，校长之下分设各种机构；校务公开，成立专门的大学部评议会[18]。蒋梦麟推行民主治校的方针，在总结蔡元培管理实践基础上，吸收西方先进管理思想，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北大管理模式，其核心即坚持教授治校、民主治校[14]。陈裕光也提出“民主办学，教师治校”[19]。张澜主张“人事公开，任人唯才”的民主办校方针，提倡思想自由和学术研究自由[20]。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民主管理是我国近代大学管理的主流思想，民主管理策略也是中国近代大学存在与发展的动力之源。
关于中国近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的研究硕果累累，但也存在一些“空白点”，笔者在此“妄作评论”，认为有以下几点：
1.缺乏整体性研究。笔者仔细查阅了相关文献，除了周川教授主编的《百年之功——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教育家精神》一书外，没有看到其他以“中国近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包括与此义相同的）命名的文献。
2.缺乏连续性（继承性）研究。缺乏在整体性研究基础上的连续性研究，即缺乏对这样一时间段内中国近代大学校长高等教育思想之间发展、继承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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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朱漪云)
Research review of highereducation thinking of China’s presentday university principals
XIAO Wei bing
(Education School,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21, China)Abstract: China’s presentday university principals are a special group of a special era. Their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laid a soun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ir thinking has important historic and realistic meaning. The epoch feature of highereducation thinking of China’s presentday principals from 1979 to May 2006 takes “saving the country through education” as the ideal target, “cultivating qualified talents for the society” as the realistic target, “emphasizing academ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s the source of innovation, “democratic management” as the basic strategy.
Key words:China’s presentday university principals; highereducation thinking;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the epoch featur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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