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一对双胞胎出生了，男孩叫诺亚，女孩叫艾利西斯。然而，他们与别的孩子并不相同，从回家的那天起，这对双胞胎就开始腹痛，并且一天要呕吐好几次。
在孩子们两岁的时候，他们被确诊为脑瘫。在精心的治疗和护理之下，这对双胞胎的病情似乎得到了控制。然而，5岁半的时候，孩子们的病情又开始恶化了。女孩子艾利西斯的眼珠开始往上翻，手也无法正常下垂；男孩诺亚则一天24小时不停呕吐。他们甚至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说话、走路。
此后，双胞胎的病情又经历了几次反复，一直没有找到能治愈他们的方法。
2003年，机缘巧合之下，这对双胞胎和他们的哥哥以及父母进行了一次基因测序。经过对比分析，最终发现双胞胎致病的罪魁祸首是体内的一种还原酶发生了基因突变，他破坏了产生多巴胺和其他两种神经递质的细胞途径。
找到病因后，医生立刻制定了精确的医疗方案。一个月后，这对双胞胎被治愈。让这对双胞胎重获健康希望的，便是基因测序技术。
2003年注定成为医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在这一年，人类完整基因图谱绘制完成，从那一刻起，基于基因信息的更精确的个性化治疗被提上了日程。2012年，随着基因测序技术的发展，基于基因信息的个体化治疗终于从实验室走向了大众。
基因组学使医学发生革命性变化
吸烟是肺癌最大诱因之一。为什么有人烟不离手却不会染上肺癌？有人从不吸烟却得了肺癌？为何同样疾病的患者，使用相同药物，其疗效有时却相去甚远？
造成上述差别的重要原因在于我们自身的密码基因。
而要找到这个密码基因，我们首先就需要进行基因测序。这在10多年前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5亿美元，成百上千的科学家才能完成一个基因片段的测序。然而，从2012年起，3个小时，1000美元，就是基因测序需要的时间和基本成本。
DNA测序或者基因测序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呢？
在分子生物学研究中，DNA的序列分析是进一步研究和改造目的基因的基础，测序可以测定未知序列、确定重组DNA的方向与结构、对突变进行定位和鉴定、比较研究等。
DNA测序始于人类对癌症的研究。进入20世纪下半叶，癌症逐渐成为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从196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不断投入资金进行癌症研究。
1971年，在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推动下，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启动了“向癌症开战”计划，期望能够在5年内治愈癌症；但这一花费了数十亿美元的计划却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尽管如此，科学家们还是认识到包括癌症在内的疾病与基因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关于基因的研究不断发展。同时，做为基因研究的分子基础，基因的碱基序列（即DNA序列）的测定开始受到重视。
1976年，比利时根特大学的瓦尔特·菲尔斯完成了第一个基因组的鉴定工作，病毒噬菌体MS2的基因组序列。
随着DNA自动测序技术的出现，一些生物学家提出了对人类基因组进行测序的设想。1986年，病毒学家同时也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得者雷那托·杜尔贝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短文“癌症研究的转折点：人类基因组测序”，提出对人类基因组进行测序。
1990年，投资30亿美元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由美国能源部和国家卫生研究院正式启动，预期在15年内完成。
随后，该计划扩展为国际合作的人类基因组计划，英国、日本、法国、德国和中国先后加入，形成了国际基因组测序联盟。
2003年4月，包含基因序列中的98%（原预计为95%）获得了测定，精确度为99.99%。
人类基因组计划只是很少量匿名捐赠人基因组的组合，通过测序得到基因组的序列，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基因组计划。但每一个人都有唯一的基因序列，因此，人类基因组计划发布的数据不可能精确地反映单独个体的基因序列。
人类基因组计划只是为未来鉴定不同个体间基因组差异做一些基础的框架性工作。但是，这个计划的完成却开启了人类医疗的新征程。
“基因组学所取得的进展正在使医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医学研究正在从遗传学转向基因组学，成为基因组医学。也就是说，从过去传统的、实验室的科研，转向临床研究，这是一次革命性的转折，这个转折在未来的十几年里可能会大大超越过去几百年的成就。”复旦大学副校长王为平教授在一次会议上说。
基因告诉你的事
“你没有得过重病，所以不知道患者对于更好的医疗方式的渴望。”
当记者提出，现有的医疗也不是没有疗效，为什么基因测序被这样重视的疑问时，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于军教授有点激动地回答。
基因是生命的密码，记录和传递着生物体的遗传信息，决定了生物体的生、老、病、死等一切生命现象。事实上，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内因（基因）与外因（环境与生活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基因占主导地位，而基因检测是了解自己内因状况的唯一手段。
那么，当我们打开自身的基因密码时，它都能告诉我们些什么？
首先，根据基因检测的结果，医生可以制定更准确的治疗方案和使用更有针对性的药物。
即使是同一种病征表现，如果深入检测，就会发现，可能致病的原因也不尽相同。比如，同样是罹患肿瘤的病人，目前为止所有的治疗方式都大同小异。然而，即使是同一种肿瘤，不同的人患病的原因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采用同样的治疗方式，得到的结果也就不尽相同。因此，如果能在治疗前能对病人进行基因检测，掌握更多病因的信息，就能有助于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医疗方案。而如果药不对症，就有可能错过最佳的治疗时间，可能使患者面临死亡的威胁。
对于白血病我们都非常熟悉，现代的医疗方式也给出了治疗的方法，但是，为什么同样的病症，有的人被治好了，有的人却被疾病夺走了生命？之前，我们没有办法给出好的解释。现在，根据基因检测显示，白血病根据突变方式的不同被细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而且这几种类型有着明显不同的预后效果，并且必须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比如，有FLT3/ITD基因突变的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患者要比有正常LIT3基因的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患者的预后效果差很多。因此，前者往往需要同时接受同型骨髓移植或者是结合FLT3激酶抑制剂的实验治疗，而后者只需要进行一般化疗。
“最近我的一位年轻朋友罹患了白血病。经过基因检测发现，他的患病类型与常见白血病不大一样，而真正针对这种特殊白血病的药物却还没有上市。但是已经通过临床试验，生在申请报批上市。这对于患者而言就是活下去的唯一希望。”于军认为，比起一次次不知道结果的放疗和化疗（其实质意义与做实验一样），这种有针对性的“靶向” 治疗，会给更多的患者带来更大的治愈可能。
目前，通过基因技术检测出来的有药靶有4500种，针对性的药物已经有了30多种。
通过基因分析，你还能知道自己将来患病的可能性是多少。
基因测序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了，但是大家并没有将他和自己的生活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便捷的基因测序对生活品质的提高大有裨益。
在一些家族遗传的病例中，比如乳腺癌，它有两个致病基因已经被发现，携带这两个基因的人，在45岁以后，有85%罹患乳腺癌的可能。如果能在发病前测出这两个基因，就能提前进行预防，通过检查或者预先切除的手段，将疾病扼杀在萌芽中。
另外，我国目前有耳聋者接近3000万人，占全部残疾人的三分之一，每年新增约5万～6万的耳聋新生儿；新增的耳聋新生儿中，大约一半是遗传性耳聋，一半是后天药物使用不当致聋；大多数的新生儿耳聋可以根据“新生儿耳聋基因检测”的结果进行有效的避免。
对新生儿和儿童进行相关的基因检测，可以对新生儿和儿童的治疗用药进行指导，避免和减少药物性耳聋的发生。
在患者血缘亲属中还没有达到发病年龄的人，可以通过检测是否带有耳聋致病基因，预测将来是否会耳聋，甚至进行有效的早期干预治疗。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当然，可能也有人觉得只要不是百分百，那么自己就不一定会发病。你也可以选择不知道，这是个人的选择，但是医学还是要往这方面去走。”于军认为解读变异和疾病的关系，这个研究会一直在进行之中。
长期以来，疾病的诊断主要依据病史、病症、体征和各种辅助检查，如血液学、病理学、免疫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乃至生物学检查。然而，利用这些方法，许多疾病不能被及时、准确地诊断，因为许多疾病在病人出现症状、体征及生化变化之前已经存在相当一段时间了。人们一直盼望找到一种技术，在没有出现症状、体征及生化变化之前，就能做出诊断；对于某些可能致病的因素，包括食品、水质和环境中存在的病原体，也能有简单准确的方法及时进行检测。
“一个生命的存在与衰亡的形式都是由基因决定的，包括人的身高、体能、寿命、对某些疾病的易感性等等。因此，基因分析是个性化医疗的前提，基因测序技术的发展驱动着个性化或称精准医疗的进程。”于军说。
基因测序的前景与钱景
基因测序技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非常美丽的图景，然而，即使在几年前，因为昂贵的费用和长时间的等待，这项技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依然是不可企及的高岭之花。
2012年3月，美国Life Technologies公司在中国发布了具有革命性半导体芯片测序仪Ion Proton，仅需一天是时间就可以完成个人全基因组测序，而费用仅为1000美元。
很多科学家和医师都认为，大家期盼已久的千元基因组测序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让全基因组测序甚至走进了健康人的生活……如果这得以普及，新生儿也许是最需要执行权基因组测序的人群了。因为，每个国家都要求新生儿筛查至少 29 种遗传病。
“如果全基因组测序的费用降到足够低，我们可以用低于个别测试的费用对新生儿做全基因组测序，或者对测试为阳性结果的患者进行跟进检查。”耶鲁大学遗传系主任 Richard Lifton 说：“我越来越相信这些的确可能变为现实”。
而且，随着基因测序在医学研究乃至医疗诊断中的应用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大公司开始蜂拥进入基因测序市场。基因测序市场已经呈现爆炸性增长的态势，测序设备和试剂的产值达到15亿美元，专家预测，这个市场的空间可能高达千亿美元以上。
正如一些专家所说“现在开发新药，你就必须在DNA上面花大力气。”
据统计，全球提供基因检测的机构有1762家（其中绝大部分在美国），其中1148家体检中心、医院、专门公司及机构，614家大学、研究机构实验室。目前可以应用基因检测技术进行检测的疾病数有1502种，其中1214种已经或正在应用于实际检测，288种在实验室阶段。全球遗传检测（含基因检测）产业年收入2007年后超过250亿美元，年均增长20%。在美国，每年进行此类检测的有700多万人次，相关收入高达250亿美元。这项检测技术的应用，使得美国女性乳腺癌发病率降低了70%，直肠癌发病率降低了90%。
专家认为，我国2～3年内认识到基因检测重要性的人群将达到总人口的15%到20%，约有3亿人的市场潜在需求，每年基因检测量在300万人次以上，市场销售额估计有上万亿元人民币。这一产业足以成就现5～10个超10亿元的大型基因健康企业，千万元以上的相关企业将多达50个。目前，国内的企业已纷纷在北京、浙江、湖南等开设服务。
作为中国最大的以基因组学为基础的生物科技公司之一，诺赛基因这些年的历程或许可以说明基因检测行业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1998年，在北京市科委的直接参与下，诺赛基因成立，同年10月，科技部批准在其基础上成立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研究中心，成为我国参加完成“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1%人类基因组测序任务的3个国家级研究中心之一，使得诺赛基因打下了良好的基因检测研究基础。
“测序任务完成后，3个中心都面临着发展难题，是继续相对保守地依靠承接国家项目，坚持单一发展模式，还是主动面向市场、面向公众，一时的荣誉与辉煌不能保证长久发展。” 北京诺赛基因组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秉坤对记者说。
2006年，诺赛基因开始从服务科研向服务产业转型，从一个承接国家科研任务的研究机构，转变成为一家以基因组学技术服务为基础的高端科技服务型企业。
“我们现在已经自己能养活自己了，过去3年，营业收入实现了翻番。”李秉珅接管诺赛基因时，其通过市场获得的收入仅有800万元。2011年，诺赛基因销售收入已达2400万元，2012年预计将达3500万元。
下一阶段，诺赛基因将大力推进面向公众，尤其是高端人群的基因检测，服务常见重大疾病基因检测、肿瘤用药指导基因检测等。
“基因检测服务将可能影响到制药企业的利益。因为在某些疾病方面，基因检测技术已相当成熟，比如治疗肺癌的某种药物，价格昂贵，但只对20%的患者真正有效，基因检测将明确患者是否有必要服用该药物。这虽然会影响个别药企的利益，但有助于降低社会整体医疗成本。”李秉坤说。
全国高科技健康产业工作委员会主任孟昭锐说，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对自身健康的愈加关注，国人更愿意在健康上做更有价值的投资，以提高自己的生存质量。
虽然基因测序的费用一直在下降，不过，读懂测序结果依然是一个挑战，需要科研人员对基因片段进行拼接和对比，这个需要的时间远大于测序的时间。
“想要让测序结果在短时间内被读出来，需要有GOOGLE、IBM等数字信息公司的加入。目前，这些公司已经表现出对此的强烈兴趣，相信不久就能实现测序结果的快速分析。”Life Technologies公司大中华区总裁对记者说。
不过，于军乐观地估计，随着测序费用的降低，以及近年来生物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生物科技类公司的激烈竞争，不久的将来，基因测序也许会像现在的B超一样，成为常规的医疗服务项目。
中国的长短板
我们国家目前重大疾病防治的迫切性和社会需求非常大。以恶性肿瘤为例，目前全球新发病例每年1100万例，全球患病病例是2500万例，死亡650万例。如果我们不行动，到2020年肿瘤会造成全球1000多万人死亡，所以我们现在就要采取行动，目的就是阻止2020年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国恶性肿瘤发病260万例，死亡160万例，排在第一位的是肺癌，接下来是胃癌、肝癌等等。
“如果把肿瘤比作一个世纪前击沉泰坦尼克号的那座冰山，水面上的部分是通过临床及医生诊断可以确诊的肿瘤。在进行治疗之后，水面上的冰山虽然摧毁了，死亡率却依然居高不下，原因就是我们对水面下巨大的冰床了解太少。只要我们了解清楚水面下的冰床，就能够找到肿瘤标志物，也就是通过科学研究方法发现肿瘤形成的关键环节，找到分子靶点进行靶向治疗。”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敏对记者说。
但到了真正要做基因治疗，就会发现这完全是一个全新项目，有各种各样的难处，例如仅仅要把药准确送到有病的部位，就是一门全新的学问，这就是为什么花了20年还未完全成功的原因。但是20年积累的经验，发展出来的很多新技术已经可以把基因药物送到肝、心脏、脑子里，并使其正确表达，这在动物实验中已经做到，而且不是个案。但这些过程老百姓不知道，老百姓关心的是结果，能不能把病治好。
事实上，中国在基因生物技术方面的研究并不滞后，虽然中国在基因治疗的基础研究方面并不先进，但从已有知识发展到临床试验，再做成产品，中国是走在全世界前面的。
全球第一个基因治疗产品出自中国，是深圳一家公司研制的一种治疗头颈部位肿瘤的基因药物。据悉，第二个基因治疗产品也已获批准，是上海一家公司的产品。这些产品的受益者是肿瘤患者。当然这些基因药物是否能完全治愈肿瘤还有待观测，但至少能大大缓解病情。这一步迈出后继续下去，中国会有一批基因治疗产品问世，这样几年后在肿瘤治疗上一定会引起革命性变化。
所谓基因治疗产品，指的是针对导致病症的变异基因的专门产品。同一种病症可能会有不同的基因表达，不同的病症也有可能会出现同样的基因变异。目前市面上还是以具体病症为主要的研发对象。
“我们曾经研发过一种针对血友病的基因治疗药物——重组AAV2/人凝血因子Ⅸ注射液，这种药物可以弥补血友病人缺失的凝血因子基因，从根本上解决血友病的发病原因。” 本元正阳基因技术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边春媛告诉记者。不过这种药物进入临床试验后，因为中国血友病案例的稀少而作罢。
与之相对应的是糖尿病的高发，中国目前糖尿病的发病率约为5%，糖尿病患者的人数仅次于印度居世界第二位。而罹患糖尿病后的并发症严重干扰了患者的生活。针对糖尿病引起的重症下肢缺血（糖尿病足），本元正阳开发了新型基因治疗药物重组SeV-hFGF2注射液，这种药物可以促进血管生成。
“我们生产的病毒基因载体也是全世界最好的。”边春媛对于这点非常自信。
然而，与这些相比，中国在基因治疗的基础研究方面就显得有些窘迫。
“世界上最大的测序工厂在中国，叫华大基因。不过我们还是没有自己的仪器和试剂。目前总体状况就是‘拿着外国人造的枪，装着外国人造的弹，打着外国人打剩下的鸟’。”于军用调侃的语气说。
另外一个急需要进行的就是流行病的跟踪研究。跟踪研究是找到致病原因的重要手段，以癌症为例，只有进行跟踪研究，才能从患病的人群那里追踪到底是什么样的基因变化导致了癌症的发生。
早期的时候，中国曾经有专家组织过针对纺织女工的乳腺癌跟踪研究，但是没有多久就结束了。六七年前，在卫生部长陈竺和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的主持下，我们才开始了对泰州开展了40万人的疾病跟踪研究。而仅以心脏病跟踪研究为例，美国从1920年开始，至今已有将近百年历史了。而这些研究就是成为他们站在医疗顶端的原因。
“我们以前不做，是因为穷，没有办法做。从现在开始，虽然比别人起步晚了，但总归是起步了。”于军说。
新医疗时代已经来临
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在20年之内，基因组医学在发达国家将得到很大的发展。科学家预计，到2050年，一个较全面、完整的以基因组医学为基础的医疗实践和卫生保健体系将有可能在发达国家成为标准和规范应用。现在，中国的科学家和医学家也已经具备这样的基础。如基因及其相关研究方面，中国已具备一定的实力；在应用方面，在中国建立规范化、系统化和全面的临床基因诊断和分子病理诊断正呼之欲出。
基因信息为基础的医疗当然是一种很好的医疗手段，但是，从应用的角度来说，目前科学家只确定了极少数的基因位点与极少疾病的确切关系。也就是说，真正可以用于临床诊断和指导治疗的基因检测并不多。
然而，基因组医学的影响已经开始逐步显现了。 基因组医学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医生和患者的关系。
在基因组医学时代，医生学的东西将越来越普及，目前在国外，单基因疾病已可以上网查，去找治疗方法，自己照顾自己。发达的网络通讯技术使得患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医学知识不断提高。而与此同时，专家越来越多，其中很多就是患者。目前已经出现了病人用自己的细胞、组织尝试给自己治病的现象。开会时在上面演讲报告的学者很可能自己就是患者。这种正在悄然发生的变化将对未来的医学模式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
“在基因组医学时代，病人完全可能成为半个专家，一般医生未必比病人懂得更多。因此，医生除了加强进修，还要善于向病人学习，与病人成为伙伴关系。” 置身这种变化，相关的从业人员如果跟不上或不适应，将难免被淘汰。医生需要了解更多，在专业进修方面，医生们也将采用网络交流的方式，汇集世界各地、各种病的治疗、护理心得，借助互联网来集纳和分享知识。
2011年3月，完成人类基因组研究的科学家们又汇集到了一起，这一次，他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医学理念——精确医疗，构建生物医学研究的知识网络和新的疾病分类法。这个理念的提出，基于基因测序技术的日新月异和数据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科学家们认为，目前使用的疾病分类法中的一些特性限制了信息的容量和可用性。最重要的是，目前的疾病分类，主要是基于症状、病变组织和细胞镜检以及其他种类的实验室和影像学技术，并没有考虑到用最适宜的方法来整合和开发快速增长的分子水平数据、病患特征和社会环境对疾病的影响。
例如，LMNA基因突变可以明显地引起多种疾病，包括Emery_Dreyfus肌肉营养障碍、脂肪代谢障碍以及过早衰老疾病等。尽管这些疾病有着明显的遗传分子和细胞相似性，然而，目前实际上这些疾病还被列为关系很远。
新的精确医疗将构建一个知识网络，包括基础医学、临床治疗以及知识平台等等，各种相关研究不断丰富知识网络，然后这个知识网络又会反过来影响到基础医学、临床治疗。通过这个知识网络，可以为有着迥异临床表现但却拥有相同基因变异机制的患者提供靶向治疗的依据。
“精准医学将使现有医疗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它能够为我们的医疗提供更加简单、直接的方案。”于军对记者说。
科学的归科学，社会的归社会
基因技术的发展确实为我们带来了医疗的福音，但是也有很多科学家认为，基因检测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运用不得法，它也有消极的一面：“若全基因的检测普及，含有基因缺陷的人的信息，一旦落入保险公司或者被测者雇主的手里，将对他的生活产生不良的影响。”
这并非耸人听闻，随着越来越多的致病基因被发现，在美国，人寿保险等已经受到影响。例如，乳腺癌患者中有约10%的病人是因为体内有一种特定的基因改变（较集中在犹太人女性中），这一发现对这部分妇女造成了很大困扰，她们的就业、保险等已经因此而受影响。将来在糖尿病、精神病等疾患中，都会找到相关的致病基因，很可能也会引起一系列就业、保险、教育问题。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些信息属于不能公开的个人隐私，但有些也非隐私，如飞机驾驶员的情绪不正常就会带来安全问题，这已不是个人隐私而涉及到很多人的安危。
此外，在一些个人的选择上，基因技术也带来了一些争议。
在2012年欧洲科学开放论坛上，伦敦帝国学院的教授阿曼德·利莱指出，对生出一个健康宝宝的渴望导致新需求的产生，许多人都希望能够给自己潜在伴侣进行基因测试。尽管人们不太可能随心所欲“设计”孩子的智商或是眼睛的颜色，但目前的基因检测技术已经可以做到，让他们知道自己与伴侣的基因组合是否会产生有严重缺陷的后代。事实上现在已经有类似的服务了，人们可以通过基因检测来排查有较高风险患上唐氏综合症的胚胎，在欧洲，这样的服务受到了相当热烈的欢迎。
“我们社会上这种对明星、名人、完美外表或是高智商的一味追求，或多或少地暗示着一种危险的思想，亦即那些又残障或是基因缺陷的人士，其生命是没有价值的。”菲利帕·泰勒是基督教医学团契的一员，他对此就很担心：“我们一定要警惕这种优生学的思想。我们的目的是要帮助这些基因缺陷的人，而不是否定他们。”
“通过基因检测确实能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比如知道一些人更具有运动的天赋，通过基因检测是能够知道人体本身具有的在速度、爆发力等方面的参数，比如像刘翔这样的，肯定是和一般人不一样。”李秉坤说。不过，他认为这样的数据只是能指出人的专长为什么会不一样，并不会将人分为三六九等，“比如一个拿了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有可能让他练一辈子的跑步，也不会拿到奥运会的冠军，但是他在别的方面能拿冠军，也不是挺好的吗。”
事实上，先天的基因能在人一生的发展当中占到多少的比重，现在还说不清楚，但是后天的环境、教育、培养和周边人的引导会更加重要。反过来说，如果你能够根据基因特点，比较早地知道自己的长短处，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关键是看你怎么去引导。另外，我们的社会也需要更多的包容。
李秉坤对记者承认市场的急功近利对这个行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他认为想要在短时间内建立标准比较难，需要发展积累一段时间。首先，标准不是科学家能够建立的；其次，目前基因技术还没有发展到需要担心这个的阶段。
不过，未雨绸缪好过亡羊补牢。为了推动基因健康产业和基因生物经济快速、健康发展，2008年6月6日，全国高科技健康产业工作委员会批准设立了“全国高科技健康产业工作委员会基因健康产业专业委员会”，负责对全国基因健康产业发展进行指导、规范、协调、监管。该委员会遵循着“政府行为推动，市场行为实施”的基本模式开展工作，引导全国基因健康产业的健康发展。
“基因研究会对伦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不是科学家群体能够解决的问题。这是个社会的伦理、道德和法律的共同问题。”于军说。
在基因组医学时代，现有的法律和社会规则很可能要作相应调整。面对挑战，不仅律师、法官需要学习，而是要更多的人一起讨论，以对基因组医学有基本的认识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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