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解放前，少数民族百姓及其政治上的代表军阀政权，通过开荒种地、利用农业科学技术、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改进畜牧业，对西北农业经济开发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虽然，广大少数民族百姓通过开发所获得的利益相对较少。但在此基础上，西北农业经济开始了早期现代化的第一步。
关键词：少数民族 西北农业 开发
解放前，回汉军阀的一系列统治政策及其活动对西北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决定了少数民族对西北农业开发的规模和效果。所以，对西北农业的开发主要体现在回汉军阀的经济建设事业上。回汉军阀的活动为农业经济带来了包括科技、法规制度等现代因素，对西北地区的农业经济开发还是做出了一定贡献。
开荒种地
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利用多种方法，把原来荒芜之处开发成良田沃土。
在新疆，杨增新主政后将其注意力转向了“振兴实业”方面，其中以振兴农业为主。这正如其所说：“拟以振兴实业为前提，而实业之振兴，尤以注重农桑为根本”（杨增新，2012）；而振兴农业，则“非从垦荒殖民入手，别无良策”（杨增新，2012），他将开渠垦荒与安置流民结合起来。经过杨增新及维吾尔等族百姓的努力，从1915年到1921年，新疆开渠垦荒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全疆因新修水利、新垦荒地约达100万亩左右（曾问吴，1936）。
回族诸马政权统治西北（主要为甘宁青地区），为增加税收之计，积极鼓励垦荒。马鸿逵统治宁夏后，曾于1933年和1936年先后两次清丈土地，鼓励回汉农民垦殖荒地。1941年，出台了《垦荒规程》，计划垦荒50万亩。其中规定：自该年起免收承领荒地手续费；所开荒地免税5年，5年之后按收获5%征税（摘自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所垦荒地主要集中于黄河两岸和河中滩田，且土质较好，故一般于当年即可耕种，使部分无地农民获益。
青海马氏家族对当地的农田垦殖始于马麒时代。马步芳不但沿袭马麟时代通过清丈土地获取大笔清丈费和地价银的做法，而且在他主政下的青海省政府还强迫贫苦回汉农民和士兵在海西、海北各地，为其无偿开垦荒地。1938-1939年，马步芳又强迫互助、大通、门源等县的回汉农民，自带口粮、牲畜、农具，在互助北山一带开垦荒地数万亩。甘肃、青海的垦殖，多在农业区，甘青藏族、蒙族、土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垦殖，因地理环境等原因，可以说并没有开展。
利用农业科学技术
新疆的经济主体是农业，盛世才于1934年稳定新疆局势后，农业逐渐恢复。由于苏联的大力支援，开始出现和使用了农业机械。早期现代农业技术和耕种方法也开始出现，当时全疆建立了一些早期现代化的农场、农业试验场、棉花试验场、农业所、测候所、模范养蚕室，并开始用科学方法处理籽种和进行品种改良。省政府还利用农暇之时举办农牧讲习所，将早期现代农业技术传授给维吾尔族百姓。因此，农作物产量逐年增加，水利也有所修复。这是新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开端。
回族军阀马鸿逵主政时期，通过改善某些生产条件，试种推广经济作物，以期提高农业生产效益。马鸿逵还曾为解回汉农民春耕无籽种之急，从其私号堂拨出140余万元作为借贷籽种费，贷给农民，每亩借贷几角至二三元不等。在农忙季节，为缓解农村劳动力不足之弊，马鸿逵又令各县驻军协助附近贫困农民收割小麦，部队自备食物茶水，时间以两周为限（摘自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同时，为增加农业收益，省政府还令地方各级官员督促百姓在麦收后种植荞麦、糜子、蔬菜等秋季作物，以改变夏收后闲耕土地太多的状况。实行后成效显著（吴忠礼等，1993）。抗战期间，各县农事试验机构相继成立，积极开展粮食品种试验、经济作物引种、病虫害防治和科普宣传，农业新技术的引进和试验推广开始起步。20世纪40年代，建设厅下属的农林试验机构还对水稻及杂粮进行选种、试种、推广，到1948年，永宁、宁朔两县推广叶升堡3号白皮大稻4000亩（杨新才，1998）。
在青海，1918年成立了大通农事试验场，1929年又在西宁成立了省立第一、第二农事试验场。1933年，青海省政府在西宁、大通、贵德、湟源、化隆、循化、乐都、玉树、门源等县相继设立“农事实验场”（崔永红等，1999）。这些试验场专门从事蔬菜、瓜果及谷类的试验种植，将一些先进的早期现代农业技术带到了青海。
兴修水利
西北绝大部分地区长年干旱少雨，所以水利事业为农业之命脉。解放前，当地少数民族与汉族百姓的辛勤付出和劳作固然是农田水利设施显著改善的主要原因，但客观而言，回汉军阀政权对水利兴修工程的组织、部分经费的投入以及向国民政府争取经费、技术人员的支持等努力，使西北地区水利设施得到明显改善。
在新疆，1915年3月底，组建全省水利委员会，“首从北路入手，而北路又先以迪化、昌吉、绥来、阜康、孚远、奇台等县就近施工”（杨增新，2012），然后推行于南疆各地。同时，在新疆维吾尔等族地区，采取多种方式，筹集水利经费。随着水利的兴修，农作物的产量有所提高，人口也有所增加。
宁夏马鸿逵在1934年各渠选举会上曾表示要“用革命的精神，快刀斩乱麻的手段，与地方兴利除弊”。宁夏省政府首先改组了水利管理机构。1935年将原来的各渠所设之局长制，改为委员制，并由富有水利经验者充任委员，推行“官督民治”；并成立了专门的水利人员训练所，分期培训水利管理人员。1937年先成立水利工款稽核委员会，后改为水利监察委员会，旨在考核渠务。省政府对当地水利工程的兴修，起初不仅无偿征用当地回汉百姓作为主要劳力，且工程费用也由灌区农民负担。1939年以后，省政府每年从国民政府获得一笔数目可观的建设专款，遂将部分款项用于水利工程兴修。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回汉百姓的经济负担。
1929年青海建省，以马步芳家族为统治核心的青海省政府，出于向民国政府邀功的目的，也在水利建设方面采取了一些实际措施。1930年，乐都县成立水利委员会，此乃青海省最早成立的水利管理机构。1948年，又将青海省原建设厅灌溉工程处设为省水利局，水利机构的相继建立和规范化，对西北地区水利事业的组织和有计划地兴办，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据统计，解放前青海境内新修和扩建的规模较大的水渠有9条。这些渠道可浇灌公有垦荒地6.6万亩，民间农田5万亩，总计11.6万亩（摘自青海省水利大事记）。在兴修水利工程的过程中，马步芳除了无偿征用大批回汉农民之外，还派出其所属部队、保安队、军乐队等参加修渠，给当地百姓和其所属士兵造成沉重的负担。
解放前，虽然西北水利建设仅限于修旧利废，鲜见创辟，但由于早期现代科学技术的逐渐推广，先进的测绘、设计和施工技术已被广泛用于水利建设。这表明，西北地区的水利开发已向纵深发展。
植树造林
地处边疆的西北地区，古代以牧草丰美、林木茂盛而著称。但随着农耕人口的大量迁入繁衍，以及历代政府的乱砍滥伐，当地的林木植被遭到严重破坏。为水土保持和美化环境之计，当地少数民族对植树造林也颇为重视。在新疆维吾尔等族地区，从1936年起，次第设立林业局，并大兴植树造林之风。据统计，1936年造林植树成活约为1506156株，1937年为1392130株（许崇灏，1944）。回族军阀马鸿逵1933年主政宁夏后，在绿化方面有一定作为。1940年，建设厅农业改进所发动回汉百姓营造公有林。从1943年起，回汉百姓在4年内共植树173万株。1946年春天植树时，马鸿逵在一次会上对军官说：“大家驻在西北，要学会植树造林，要爱护树木，马路边种活这些树不易。甘肃有‘左公柳’，我们宁夏也要有‘马公杨’，今后谁敢违背我的命令，随便损坏树木，必须军法从事！”为了造林，他常常亲自下手令给县长、师长，且将造林列为重要考绩之一，甚至亲手种植树木（马文明，1998）。1938年，马步芳将植树造林作为青海的“六大中心工作”之一。青海省政府为此投入了包括回族在内的大批人力。植树造林的区域主要集中于城镇周围、公路两侧以及公园和各县专门划定的林区。1946年，因大规模种植林木，公共荒地渐被用尽，乃推广至山地造林，甚至一度征购民有荒滩。据统计，1929-1949年青海省共植树60207066株（袁义生，1945）。
改进畜牧业
解放前，西北有多处官办或官僚资本兴办的牧场。官办牧场投入较多，经营水平较高，在牲畜改良、饲养等方面引进了一些科技知识、新的管理方式，为西北地区的畜牧业经济注入了现代因素，并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新疆维吾尔等族地区的畜牧业，到1936年也有所恢复。从次年开始各县陆续建立兽医院、所，防止牲畜传染病，改良牲畜品种，提高繁殖率。宁夏畜牧业在民国初年因政局动荡，发展缓慢。抗战爆发后，国内物资供应困难，发展畜牧业生产再次提上议事日程。1940年，省政府将旧有农林总场改为八里桥林木场，对耕牛、鸡、鸭进行繁殖和改良，同时成立宁夏农业改进所，调查了畜牧业生产状况，还组织西北兽医防治处宁夏工作站对驻地附近马骡牛羊注射炭疽苗和牛肺疫疫苗，编印防疫须知，向各地散发，培训回汉畜牧兽医人员，开展家畜疫病防治（杨新才，1998）。省政府还选派优秀学生，到西北农学院和西北技专学习畜牧兽医技术，并从美国聘请畜牧专家蒋森来宁考察，不仅有利于新技术的的引进和推广，而且改良了畜牧业的生产状况。早期现代的科学养畜、疫病防治、品种改良、饲草和饲养管理等技术缓慢传入宁夏，开始示范推广，客观上有利于畜牧业经济的发展。青海省的大小牧场大都位于气候温和、土壤肥沃、水草充足的好草场，牧场有权就地征用少数民族牧民无偿为其代牧。这些牧场每年为马氏官僚资本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20世纪30年代以后，各类牧场均从异地搜集、调入优良的牲畜品种，有了牲畜改良场。甘青藏区的牧业仍是靠天养畜，牲畜疫病的防治和良种的培育，未有早期现代科学的方法，故畜疫的流行往往造成牲畜的大量死亡。甘肃当局在改良畜种和防止畜疫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如成立畜牧兽医研究所、农业改进所，后者在夏河藏区改进畜种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
结论
西北少数民族就其整体而言，解放前的经济生产方式，仍未能跳出农牧结合、兼营商业的传统模式，且商业中绝大多数以本小利微的小商小贩为主。他们在农牧业生产中主要沿袭着粗放的经营方式，既无财力也无足够的知识积累使他们接受和使用新的科学技术，改进农牧业生产。加之，被视为西北地区政治上代表的回汉军阀政权，在统治期间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其最终目标是为了自己的家族和集团利益以及巩固其割据一方的统治地位，所以回汉军阀既不可能从发展地方经济的长远目标，系统地进行经济开发，以有效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更不可能给其治下的少数民族带来福祉；相反，在“开发西北”的名义下，捐税名目空前繁多，百姓负担与日俱增。许多貌似早期现代化的改革措施，在实施过程中演化为掠夺百姓的手段。因此，解放前，西北少数民族百姓通过农业经济开发所获得的利益相对较少。
1.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丁集上（影印本）[M].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
2.曾问吴.中国经营西域史[M].商务印书馆，1936
3.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M].建设篇.第五册
4.吴忠礼，刘钦斌.宁夏通史—近代卷[M].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5.杨新才.宁夏农业史[M].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6.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青海通史[M].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
7.青海省水利志编委办公室.青海省水利大事记[M].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5
8.许崇灏.新疆志略[M].正中书局， 1944
9.马文明.银川文史集粹.马鸿逵时期的银川园林绿化[M].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
10.袁义生.青宁两省造林考察纪要[J].新西北月刊，19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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