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诚信不是外显于生活之外，而是与生活交融在一起，是一种生活方式。在人类的历史中，不管社会生产方式如何改变，诚信一直是人们所必须选择的生活方式。但诚信生活又是有条件的，“群体逻辑”正是人类诚信生活的根本因素。现代社会重建诚信生活，必须建构真正的群体、民主宽容的群体、公正的群体。
关键词：诚信；生活方式；诚信生活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2)01-0066-02
社会诚信问题已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安全、公平和幸福，是这个时代不容回避的问题。解决诚信问题需要我们弄清诚信的本质。笔者认为，诚信不是外显于生活之外，而是渗透在生活中，与生活交融在一起，即诚信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作为生活方式的诚信
所谓生活方式就是指个人、家庭及相关人群在一定历史条件、社会环境中，为谋求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而选择、确立的日常生活诸方面构成和实现方式。作为生活方式的减信，是指生活中的人们，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通过不断积累的生活经验，而选择和确立诚信作为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即诚信生活不是让人们过所谓抽象的诚信生活，而是让诚信与人的整体生活联系在一起。正如汉森指出，真正的道德往往发生“在道德隐匿”之时，即我们埋头生活，认真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没刻意去追求道德结果的时候。作为生活方式的诚信也是一种诚信隐匿的生活，是一种在我们全身心地投人生活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特质。
那么，诚信生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生活?这涉及到对“诚信”的理解。古今中外关于诚信涵义的探讨数不胜数，但基本上是从3个角度去理解的。首先，作为人立身之本的诚信，要求人们真实坦诚地做人；其次，作为人际交往准则的诚信，要求人们不欺骗，信守承诺，对他人负责；再次，作为社会契约的诚信，要求人们遵守公共生活的规则。由此推出，诚信生活首先应该表现为个人的真实坦诚不虚伪，承担责任不逃避；其次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彼此合作；再次表现为集体生活的和谐。
二、人类社会中的诚信生活图景
在人类的历史中，不管社会生产方式如何改变，诚信都是每一代人所必须选择和坚守的生活方式。这是由人类的社会性决定的。
1.原始社会：诚信是群体生活方式
德国生物学家克劳斯·德纳通过对大猩猩生活方式的研究指出，动物为了共同寻找食物，共同抚养后代，共同防御敌人等目的形成了群体生活的逻辑，而可靠、诚信、公正则是生物群体生存和取得成就不可或缺的“群体逻辑”。在原始社会，人类的生存环境极其险恶，生存极其艰难，为了生存，原始人类不得不以血缘为纽带，抱成团，结成伙。因此，“群体逻辑”同样存在于原始人类的生活方式中。以狩猎这一原始社会的基本生产劳动和生活方式为例，它就需要所有成员齐心协力，协调一致，遵守某种共同的约定。如果有少数人不守约，那么，狩猎成果不仅会受到影响，而且还会危及到自身的安全。由此，共同劳动就必然产生诚信。原始社会的诚信是基于共同生存的需求，将个体生命与集体紧密联系起来，严格规范自身行为，以造就共同的、安全的、可信赖的集体。个体成员的命运与氏族群体的兴衰存亡休戚相关，个体成员自然也会对群体绝对忠诚和高度信任。
2.古代社会：诚信是熟人社会生活方式
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人们依赖一方水土共同生活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容易变化的地理位置，“生于斯，死于斯”，形成亘古不变的生活场域。长年累月的“共同生活”使得每个人对他所生活的圈子里的人都了如指掌，也形成了许多不成文的行为方式和规矩，我们称这样的社会为“熟人社会”。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从熟悉里得到信任的，乡土社会的信用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在“熟人社会”中，个人的行为都受“熟人”的监督，人们想要使其生活能够不断地按原样持续下去，就必须遵守诚信的原则。如果生活在熟人社会中的某一人不讲诚信，那么，他就会被其他人排挤而失去生活的基本关系即生存空间。
因此，诚信生活是古代社会的生活常态，诚信渗透在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里。古人常常用诚信的生活方式来形容社会政治局面，如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第八十七回中描述：“两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即只要在天下太平的日子里，人们自然而然地接受“路不拾遗”等诚信规则，只有遇到社会大动乱，将熟悉环境里的人打乱，颠沛流离，无家可归，才会出现盗贼四起的状况。
3.近现代：诚信是契约生活方式
到了近现代，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和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人们的整体劳动被分割为各种专门职业，虽然社会化大生产使整个社会融为一体，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主要围绕经济关系而展开，变得功利、间接而肤浅，以至于“我天天使用你生产的商品，却从来不想你是谁”。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各自围绕自己的组织和圈子，钻营自己的利益，对他人的世界漠不关心，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也不可能依靠传统“熟人社会”的方式来解决。于是，以“契约”为核心的信用伦理诞生。所谓契约，就是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用一种外在的、“第三者”的身份确定下来的、维系诚信的工具。
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就反映了基于契约的诚信生活方式。安东尼奥向夏洛克借了3000块钱，并写下契约，如果不能按期还债，债权人就从债务人胸口上割下1磅肉来作为惩罚。面对夏洛克极不人道的做法，公众舆论和道德说教在契约面前都无能为力。最后，律师鲍西娅利用契约的不完善之处——没有注明是否附带有血，无法精确地割下不多不少的1磅肉——反败为胜。制裁他的仍然是契约本身。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近代以来的诚信生活变得相当复杂，人们不得不借助于第三方——契约和法律来保障自己的权利。契约逐渐演变成国家法律法规。
三、现代诚信生活实现的条件
总结人类历史中的诚信生活图景，我们发现，诚信的生活方式是有条件和规律的。首先，诚信是基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自主选择的生活，不同社会形态选择不同的诚信生活方式。其次，“群体逻辑”是人类诚信生活的根本因素。人是一种关系的存在，诚信品质往往只存在于“关系内”，即群体内部。诚信生活是群体内的生活，一旦群体被打破，人们也就无法用诚信去对待陌生人。再次，群体内的生活必须公正公平，保证人们选择诚信行为将带来价值，选择非诚信行为将得到惩罚；也必须是民主平等的，专制的生活无法养育真实坦诚的性格。
在现代生活中，尽管人们孜孜不倦地补充法律制度文件，将各种条文变得越来越冗长，但诚信状况仍不尽如意。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网络欺诈、学术剽窃、商品伪劣、公务员腐败等不诚信现象层出不穷。也就是说，谎言和欺诈、愚弄和虚伪渗透在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结合人类历史中诚信生活经验，笔者认为，在现代社会建构诚信生活方式，应包含以下几个条件：
1.真正的群体生活
群体并不只是一个物理空间概念，而是围绕着相似的生
活方式和生活范围，以促进群体成员实现自己的利益为目的，在相互接触中形成某种不约而同的习俗和文化，并包含着人们对群体的一种“我属于这里，这里的人是我的自己人”的亲近和归属感觉。只有在这样的群体中，人们才能彼此信任，相互合作，并在实际的交往中不断加深对诚信的理解。纵观人类历史中的减信生活我们发现，随着群体的不断扩大，其成员间情感也渐进淡化，其诚信问题也日渐突出。这样，我们就更需要用“真正的群体”去建立彼此间的信任与坦诚。在现代社会，虽然每个人都忙于追名逐利，彼此接触和共同行动的机会在减少，但我们仍然在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真正的群体，如在社区建立生活共同体，在学校形成以兴趣为中心的学习共同体等等。只有真正的群体，才能使我们感受到安全感和归属感，过着诚信的生活。
2.民主宽容的群体生活
诚信生活方式需要有一种足够安全、开放和宽容的生活氛围，在这种氛围里，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可以质疑、争议。也就是说，诚信生活应该是敢于说真话和勇于承担责任的气氛。
在信息技术形成的大众舆论中，人们的生活往往是被给定的，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喜好而创造的。如像具有戴维·里斯曼所说的“随波逐流型”人格的人，其整个存在都是在捕捉由他同伴的舆论及文化的制度性力量发出的种种信号，力求与之步调一致，以至于他根本就不是一个自我，而是一只学舌的鹦鹉。这是一种新的专制形式，由消费主义制造的大众舆论专制。
任何专制，不管是制度的专制还是大众舆论的专制都无益于人们展现真实的自我。唯有在民主、宽容、开放的生活环境里，唯有在能容忍质疑、争议和不同意见，以及允许并鼓励人创新的环境里，人们才能大胆地展现真实的自我。
3.公正的群体生活
现代社会仅有情感是不够的，还要有群体成员共同遵守的制度来保障。在西方，由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了适应这种特殊生产方式的一种广泛流传的“信用伦理”。不过，这种“信用伦理”又被深深地打上了功利主义的烙印，从而使得西方传统伦理文化中的诚信道德表现出工具理性，即诚信道德的工具价值得到了张扬。诚实、守信在西方之所以被称为“美德”，是因它们“有用”，并可以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而不纯粹因为道德自身的精神价值。因此，契约诚信是有条件的，只有当契约的建立和实施能满足双方的功利目的，人们才能尊重和遵守契约。
具有功利主义性质的信用伦理必须保证群体内的公正公平，首先在建立包括制度、法律等公共契约的过程中，应遵循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原则。契约是双方为了互惠互利，在独立、平等、自由的情况下相互协商而确立的，这一过程中没有任何逼迫与强制。其次，契约建立和实施的公正性。作为一种群体契约，必须反映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另外，为保障契约和制度实施的公正性，要有第三方为其作担保，以确保有一方没守承诺而得到相应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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