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27～1935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理论成果萌芽和形成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党在总体上逐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一系列自觉认识，并渐成共识之势。这些自觉认识和共识之势也体现在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中。
[关键词]1927～1935年；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朱庆跃，上海社会科学院在读博士，淮北师范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讲师，上海200025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0)06-0017-04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来看，1927～1935年是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共识之势的积累和渐成时期。而这些渐成的自觉认识和共识之势，在当时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中也得到了体现。
一、重视理论教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前提
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扎根，必须回答和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而影响实际问题的正确回答和解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客体的复杂和其矛盾的暴露程度如何外，主体的立场、观点和分析方法也尤为重要。而这些生成，离不开后天相应的训练和教育。
“五·四”运动后党也开展理论教育，但这种教育类似于传播，目的较单一，就是要使民众感性认识马克思主义。相较于1927年前，1927～1935年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无论从思想认识还是实际行动上都高度重视。这些可以通过当时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得到体现。在思想认识上，首先，强调了理论教育的重要性。如认为这是过去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和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尚很欠缺，反改良主义的理论斗争也没有广大的工作，这些都是过去工作的弱点，也就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针。”同样也是提高党把握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水平和能力的需要。为要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应从支部中做起。其次，注重理论教育内容的科学性和方法的可操作性。如内容上注重系统性和强化对立场、观点、方法的把握。“加紧党员群众的教育，增加他们的政治程度，有系统的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可操作性上，要密切联系实际来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是从工人群众实际生活中产生的理论，所以就工人实际生活来宣传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最后，要求理论教育对象的广泛性，既包括广大的党员干部，又要涵盖普通民众。“党内教育则异常缺乏，下级党部尤其是支部，在只做实际工作不谈政治和理论的错误之下，造成党内忽视政治教育工作，一般党员政治水平极低弱的严重状况”，“必须在群众中进行有系统的教育工作”。而在实际行动上，通过开办识字读报班、政治训练班和召开支部会议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办干部学校来对党员干部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成立研究会和出版《红色中华》等刊物来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
二、尊重群众利益、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源泉
马克思主义和群众的关系，可分为马克思主义掌握群众和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两个层面。前者在于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创新性是否符合群众利益、实践；后者在于群众在实践中能否更加自觉地发挥主体性，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现实。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人民群众利益的体现和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在尊重人民群众利益、实践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在1927年前就“如何结合中国实际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党也强调要吸收中国的元素。’但这种认识也只存在于党内少数人的头脑中，总体上党还是教条化地理解和运用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更谈不到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而1927～1935年党的群众路线的孕育并最终形成，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群众关系的两个方面的真正结合，认识到尊重群众利益、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源泉。这从党当时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上得到了体现。在理论上，已不仅仅局限于个人，而是大多数党内领导人逐渐将其接受，并发表了系列文章。如毛泽东撰写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进行了详细论述；针对南广县急于成倍扩充游击队，周恩来指出“要注意不是‘拉夫式’，不是‘指派’来的，要是经过宣传鼓动自愿到白区游击与发展新苏区的”博古在《把勃发着的群众劳动热忱组织起来》等文中强调要尊重群众利益、实践；当时在党中央分管意识形态和政府工作的张闻天，发表《关于新的领导方式》一文也集中阐发党群关系；等等。在工作实际上，一方面指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必须在尊重群众利益、实践基础上开展。“群众的宣传煽动工作以及利用日常细微斗争的事实在工农群众中作普遍的苏维埃政权之宣传，以后当加以极严重的注意。”另外，也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能够保持生命力和战斗力，就在于为群众所掌握，与群众利益、实践相契合。“知道工人群众的一切要求，一直到极琐细的，并且能够替他们提出来，能够领着他们去力争这些要求，能够结合一切部分的要求，而综合于工农革命的总任务。”
三、加强党的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主体保证
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力量和具体实施者。党除了是一个具有统一的理论基础和共同信念组成的阶级性的政治组织，又是一个由不同的经历、经验、文化水准、职业、年龄的人群构成的复合文化体。个体的差异性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其把握能力也具有差异性。如何尽量缩小个人在其认识上的差异性而达到同一性，这就需要加强党的建设。
大革命失败后，党在自身建设上出现的两个极端，都不利于党发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力量和具体实施者的作用。唯成分论固守了马克思主义，但往往没有认识到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应用时有一个“化”的问题；同样追求数量，党在思想上面临着被同化的风险，进而影响到马克思主义能否始终坚持；在组织制度建设上，关系到党的坚强有力乃至对民主集中制能否正确认识和实践，从而影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1927～1935年，党进行了艰辛探索，甚至进行了不断地纠错，渐成一些共识。从意识形态宣传的视域来看，主要表现在：首先，强调了党性原则。“经常在群众中不仅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尤其是宣传党，解释党是什么。”“党报是党的党纲，党的政策的直接的宣传者，是从党的立场来记载一切消息的。”其次，注重对党员进行科学的思想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如红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新党员训练大纲》着重讲解了党是什么，党的主张。党的组织，党的纪律和党员的任务。最后，阐述党的组织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关系。要求党的组织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以坚持正确方向。如党的六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
定党支部的任务是用有计划的共产主义的鼓动和宣传，在无党的工农群众中实行党的口号与决议，使工农站到党方面来，征收和教育新党员，散布党的出版品，在党员及无党工农中进行文化的和政治教育的工作。同时认为只有巩固的党组织，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进行深入的联系。政治的宣传鼓动，群众的组织，只有支部才能深入，要能把党的政策正确运用，首先要了解一切实际的情形。这是每个支部的任务，每个同志的任务。
四、坚持理论和实际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其实质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相向互动。从理论层面看，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统一。科学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是共性化的理论；实践性，决定了它必然执著地去向现实形态转化。从实际的角度来看，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不是进行书斋式研究，而是为了救国救民。
1919～1922年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知行之争即对中国现实问题能否有效解决的思考来宣传马克思主义。1922～1927年党侧重宣传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且融入实际的纲领、路线和具体的方针、政策。但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倾向是将理论与实际割裂开来，主观地观察和分析国情，如右的错误就是例证。1927～1935年期间，党内出现了教条化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左”倾错误，严重妨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但正是“左”的极大危害性，使党逐渐认识到坚持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重要性。从这段时间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可窥见一斑。主要体现在：首先，指出党的政治路线的错误，很大程度在于理论宣传教育的不到位或理论与实际的脱节。党在过去的确缺乏共产主义的思想，同时党的政纲中之土地革命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等的宣传亦非常的不充分。其次，认为坚持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就是要把党长远解决的问题与党每一具体阶段所处理的特殊问题有机结合起来。“这些日常斗争的口号必须与党的基本口号有正确的联系，同时必须在日常斗争中解释工农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意义。”再次，针对不同对象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理论宣传教育方式。如向文化程度浅显的工农发行通俗的政治书报；向中等党员发行如领袖著作和关于中国现时的政治生活、党的目前任务以及不同主义、倾向等方面的资料。最后，大批共产党人撰文提倡、宣传“理论与实际统一”的思想路线，并在实际中开展调查研究。如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并开展了寻乌、长冈乡等调查。在《论口号的转变》中，刘少奇明确提出在动员群众进行斗争时，要依斗争实际形势的转变来决定，而对于实际情形的观察，应该采取许多真实的材料。张闻天深入一些乡、区苏维埃调研，撰写了《区苏维埃怎样工作》。
五、反对内外错误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动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斗争中实现的。中国化的概念是一种象征，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是党内斗争的一种武器，而且可以作为一种口号，在民族危急关头用来迎合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成果之所以能初步形成，就在于1927～1935年党把反对内外错误思想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动力，在斗争中渐成自觉认识和共识。当时反对内外错误思想(包括党内的“左”、右倾和所谓的党内和平、极端民主化、形式主义、经济平等思想)，体现在党的各项工作中，其中也包括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主要体现在：首先，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在军阀战争将要爆发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在总的政治方向上揭破统治阶级的罪恶，指出群众的政治出路。没有我们总的政治宣传，则我们不能战胜改良主义的欺骗，不能表现出我们党的政治面目。”其次，要求从理论和事实两个层面对错误思想进行揭露和批判。“注意从事实与理论上反三民主义与反改良主义的宣传。三民主义完全是一部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理论。”再次，对错误思想给予批判的态度和方针要内外有别，即内要尽量说服教育，外则无情打击。应该以说服的精神来克服群众中一部分的落后思想，不应随着群众走，变成群众的尾巴。同时对于目前像改组派、第三党、社会民主党、新生命派、托陈取消派等一切反动的或妥协的派别，必须对他们实行更锐利的斗争。最后，强调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是党保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重要组织保证。“开展红军系统中的思想斗争，反对贪污腐化与官僚主义，洗刷隐藏着的破坏红军的阶级敌人与开小差的分子，提拔政治坚定与工作积极的新的干部，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前提。”
六、总结经验教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方法
在马克思主义与实际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既存在着产生于异域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内化为中国民众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标尺的问题，也存在着中国实际经验如何马克思主义化的问题。对于前者，在1927年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党在实际中已认识并开始探索，但对实际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并没有或很少关注。真正给予重视的则是1927～1935年。
1927～1935年，正是在实际过程中逐渐把总结经验教训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效方法，党才能在理论上不断进行思考和创新，并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的认识，从而实现中国革命的转危为安。从当时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可见端倪。主要表现在：首先，强调要研究、宣传革命斗争的经验与教训。“在最近几年革命的斗争中，群众都有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党不但要在斗争中表现出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勇气与热忱，并且要搜集整理群众斗争的经验，从经验中间阐明实际的教训，以教育训练群众使走上革命胜利的道路。”其次，提出在宣传苏联经验时必须联系国内、国际实际。“进行广大的拥护苏联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将五年计划第三年的成功与世界经济恐慌对照起来。”最后，党内一大批人开始对苏俄革命模式进行反思与批判。这一大批人中既包括在实际中曾经直接照抄照搬苏俄革命模式，也包括因反对苏俄革命模式而遭到打击的。如陈独秀通过对大革命失败的反思，较早认识到应多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并据此制定党的方针、政策，而不能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告全党同志书》和1929年中苏在中东铁路的冲突发生后致中共中央的信中，强调更不能完全从维护苏俄利益的角度去确定党的行动路线和方针。针对有人用强迫的方法去建立苏维埃国立农场和集体农场的“左”的做法，瞿秋白批评这种做法是违背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并不是消灭小农经济，而是改造小农经济，领导他们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办法现时民主主义革命之中不能用，就是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阶段也是不能用的。张闻天发表了《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等文章，突破“左”的固定公式，反对关门主义。毛泽东更是摆脱苏俄革命模式，在实践中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并进行了理论阐释。
七、提倡通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要件
提倡通俗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要件。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由于革命形势的严峻和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队伍尚未形成，导致了1927年前党在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方面的水平还比较低，有时甚至曲解或牵强附会。 真正对马克思主义实施通俗化转型的则是1927～1935年，这可以从当时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得到证明。主要体现在：一是正式在党的宣传文件中把“通俗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联系起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愈能通俗化，愈能使其理论和原则在群众日常生活和斗争中得到根本的认识和了解。地方党部对于这一任务的指导要特别努力。二是规定通俗化为党的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原则。“传单有极大的作用与意义，它解释每个事件的政治意义。应当吸引优秀党员从事于传单宣言等的编制，内容文字极求简单通俗。”三是科学甄别宣教对象，构建具有针对性的通俗化话语体系。如1930年红四军政治部在大余发布的涉及十六个方面共173条革命标语中，根据不同的宣传群体提出了相应的标语内容。对工人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救济失业工人”，对农民为“没收土豪田地分给贫农”、“焚烧田契债约”等。四是注重通俗化的规范性，避免庸俗化。“给以党的初步教育，省委应编印各种通俗的，适于工人看的，党的基本理论，党纲的解释，入党须知等小册子，发给新同志，并须举办短期的新同志训练班。”1929年红四军在于都以政治部名义发布了如“不要写草字、省笔字”等九条关于规范红军标语宣传的注意事项。五是出现了一批专门致力把深奥的马克思主义同通俗化相结合的研究工作者。如结合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研究的王学文、潘东周、郭沫若等；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的李达、艾思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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