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张舜徽先生发表了一系列讨论古籍整理、历史文献研究的重要论文，在学科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方式和路径等方面，阐发了历史文献学学科的深层理念。他于1982年出版的《中国文献学》，从基本理论、文献学史和研究方法三个部分，构建了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其中许多创新见解，突破了以往的成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有的至今仍是文献学学科有待努力的目标。在学科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张先生通过建立博士点和研究机构，特别是创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创办学术集刊、倡导优良学风等实际工作，为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张舜徽，文献学学科，深层理念，学科体系，具体实践
[中圈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0-0003-07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的创会会长张舜徽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文献学家和教育家。他的一生，以“笃志好学，未尝一日之或闲”的勤奋精神，刻苦治学，为我们留下了30余部专著、800余万字著述的宝贵遗产。在史学、经学、诸子学、小学、文献学诸领域推动了中国学术的发展，被誉为集文、史、哲、艺为一身的国学大师。尤其是进入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后，张先生乘时代之风会，神思喷涌，以“老正学时”“锲而不舍”的壮心，发奋著述，宏论激扬，为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的建设立下了不朽功勋。值此张舜徽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本文拟就新时期以来，张先生对文献学学科建设的贡献作一粗浅的阐述，以纪念中国历史文献学的一代宗师张舜徽先生，并就教于学界方家。
一、文献学学科深层理念的阐发
学科是按科学性质而划分的门类，是在科学的发展中不断分化或整合而成的。以历史文献学而言，则是整合了多门学科而形成的一门颇具综合性特色的学科。对于这种综合性学科的建设，规范其学科范畴、认清其建设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文献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如何形成其独特的学科范式呢？从学科建设的层面来看，至少有三个层次。一是关于学科的基本理念，二是学科知识和理论的体系，三是学科的运作保障，也即学科制度、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的建设等等。
文献学(也即指历史文献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正如白寿彝先生在1981年所说的：“对于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很早就有了。我们可以说，就在这个时候，历史文献学就开始出现了。但如果作为一个学科体系来要求，现在还正在建设中。”我国古代，自孔子整理、编纂《六经》始，就已经有对文献整理研究的实践了。数千年以降，历代文献学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遗存下大量的文献整理研究的成果。不过只有进入20世纪后，才真正出现了以近代学科理念建设文献学学科的探索。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以“文献学”命名的著作开始问世。陈垣、陈寅恪、顾颉刚等史学家则在文献考据的工作中，为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扩展了范围，充实了内容。特别是陈垣先生，在目录学、校勘学、避讳学、史源学等专学中，以其示范性研究，总结法则和范例，为文献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顾颉刚先生在古书的辨伪方面、陈寅恪先生在中外历史文献的结合利用方面，也分别推动了文献学学科的建设。
然而，历史文献学学科的建立，是由白寿彝、张舜徽先生等前辈学者来完成的。20世纪80年代，以陈云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和国务院，号召“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教育部提出了“救书、救人、救学科”的一系列有关古籍整理研究和培养整理人才的方案，时代赋予了文献学学科建立与发展的良机。张舜徽先生则早已蓄势待发，于是际时代之风会，相继发表了《关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问题》《与诸同志再论历史文献的整理工作》《古籍整理与文科改革》《关于整理古籍的问题》等几篇重要论文，对建立文献学学科和古籍整理工作等一系列基本理念，表达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张先生就在他的《广校雠略》和《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阐述了文献的流别及文献学研究的若干方法。但是到了新时期以后，他在上述几篇重要论文中对于学科基本概念的表述则更为全面、系统和科学，从而为学科建设的深层理念做出了准确的规定。其主要思想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阐述学科的研究对象
确定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学科理念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新时期，张先生是第一个认真思考并阐述学科研究对象的学者。1980年，他在发表的《关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问题》一文中，开篇就讨论了“何谓文献?它的概念，整理对象是什么？”这个问题。张先生说：“‘文’、‘献’二字联成一词，出现在中国古书上，是从《论语》开始的。”接着他引用了孔子在《论语·八佾》中那段关于“文献不足”的名言，并分析了汉宋元明学者对“文献”一词的解释和运用，从而说明了“文献”即指各种文字记载的概念。这种由训释词义导入确定学科研究对象的途径，几乎成为后来各种文献学专著的范式。张先生对“文献”一词的诠释，明确解决了文献学研究对象的问题，厘清了以往有关著作称“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的模糊说法。
张先生几篇重要论文对文献研究对象的讨论，还有其他两点重要的界定。一是不能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绘画概称为文献。区分的界限在于出土文物上有无文字。有文字的出土文物，这些文字可称为文献；无文字的实物，则应属于古器物学的研究对象。二是指出，“‘历史文献’四字，自可理解为‘古代文献’”。即将“历史文献”理解为历史上出现的文献，将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对象确认为古代文献，从而纠正了那种以为历史文献学只以史部文献为研究对象的褊狭观念。
第二，指明学科的研究任务
关于文献学学科的研究任务，张先生指出：
研究历史文献的任务，主要是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使之不走弯路错路，这便是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重要职责。
这段论述首先指明文献学的总任务是使古奥、离散的古代文献条理化、系统化、通俗化、明朗化；其次提出了文献整理、研究进一步的要求。对此张先生又有更深入的展开讨论。这些阐论高瞻远瞩，虽然已经过去近三十年，但是其中有不少任务至今仍是文献学学科今后努力的目标。其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即是辨别真伪。文献学的辨伪工作历来为本学科同仁所重视。然而“去粗取精”的工作则还重视不够，要达到张先生所要求的甄审文献，“使轻重有别，处理适宜；不至于盲目地进行整理，自乱步骤”的目标，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二是“校勘之后，写定群
书”。这一目标更为宏伟。一般的校勘文献，只注意校字词的讹、倒、衍、脱；至于文献内容中的错简、窜入，或注文与正文相混，有时虽经校出，但并不改正。其实，这种情况则需在校勘之后，厘成定本，方能杜绝谬误流传，也使后人有真本可依。清人在考据文献的过程中做了不少这样的工作。阮元校《十三经注疏》即是经多人校勘后形成定本刻印的，虽然仍有不少可加工之处。黄丕烈的《士礼居丛书》，其中据宋本校定的《周礼》《仪礼》《国语》《战国策》也有这样的效果。这种校定群书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有待解决。三是“重新区分古籍的门类”。关于这方面的要求，张先生提出了一个极有见地的创见，即是在四部分类的体系之下，再按各部著作的内容区分为“著作”“编述”“抄纂”三类，为读者揭示各种典籍的不同性质和作用，以便读者了解典籍内容的高下深浅。四是“甄别汇刻诸书的功用”。即针对各种古籍丛书，如十三经、二十四史、九通等，张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当代的文献整理研究，大可不必为十三、二十四或九这些数字所限，要突破以往古籍丛书的范围，经过一番甄别优劣之后，选其精华，从而“开拓研读古籍的新领域”。
第三，探讨研究的形式和途径
张先生在探讨学科的研究途径时，提出文献整理和研究的四种形式：论著、编述、注释和抄纂。其中“注释”和“抄纂”两种形式乃历来文献整理常用的范式，而特立独创者，则是关于“论著”和“编述”两种形式。他举例说明，文献整理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要向较高的形式发展。如司马迁写《史记》，就是将众多庞杂的材料，加以编述；而最高形式的文献整理研究，则是撰成有独立认识、独立发明的论著，如刘知几的《史通》。张先生提出这些见解，自然是为他后来撰述《中华人民通史》张目，然而更重要的目的在于打通文献整理和文献研究的关系。他说，“不能刻板地认为只有做校勘、标点、注释工作，才是整理古籍”，“整理古籍不单独是标点，应该包括研究成果，总结性的论著”。这些论述反映出张先生的宏大气魄。
张先生从思想认识的高度上所阐述的有关学科理念，是胸怀远大，高瞻远瞩的。这些理念虽然分散于若干论文，显得有些零乱，甚至有的仍值得推敲。然而开创之功，要在恢宏而不计小隙，这些理念为当时文献学学科的建立廓清了基本的认识。令人深深感受到的，即从当今的学科认识来看，张先生的不少理念至今依然是处于前沿和颇具挑战性的。因而值得我们不断地理解和借鉴，并为他提出的那些宏大的目标，作不懈的努力。
二、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建构
张舜徽先生于1982年12月出版了《中国文献学》，为文献学的学科建设构造了一个自成系统的学科体系。
张先生曾经谈到他35年来在教学和科研的实践中，分四步走，最后撰成《中国文献学》一书的经过。这就是从编撰《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到出版《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由讲授《中国校雠学概论》到撰成《中国文献学》。因而《中国文献学》既是张先生自新时期以来对学科建设思考的结晶，也浓缩了他数十年从事文献研究的思想成果。此书所创构的学科体系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
第一，学科体系规定了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
《中国文献学》一书分12编、60章，全书从基本理论、文献学史和文献学研究方法等几个部分构成了学科内容的体系。
一是文献观等基本理论和基本认识。这部分主要由第一编《绪论》来解决。《绪论》集中讨论了什么是“文献”、什么是“文献学”等本体论的问题。其中关于何谓“文献”、文献的范围及文献学研究的任务等阐述，与此前的表述大致相同；有所推进的认识在于指出所谓文献学，就等于以往的校雠学。张先生说：
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
这里用简洁明了的类比，说明了文献学的概念。从以往校雠学研究的对象、范围来看，张先生的这个说法无疑是可以成立的。此外，在对“文献”本体的认识方面，则交代了我国古代文献在不同时期的载体材料，即甲骨、金石、竹木、缣帛等的交替使用。这也是对何谓“文献”这一基本概念的补充。
二是记载了我国不断进步的文献学发展史。《中国文献学》用第七编至第十编4编的篇幅，记载了古代学者在整理研究古代文献方面的业绩和成果，反映他们在整理研究文献上的经验。为文献学学科的建立提供可以借鉴的史实和材料。在记述的方式上，张先生选择了重点叙述的对象，如从修通史、绘地图、制图表、编字典、辑丛书等方面反映古人整理文献的成果；以刘向父子、郑玄、陆德明、郑樵、章学诚、纪昀等人为代表，阐述古代学者研究整理文献的业绩；突出地记载了古代文献整理研究事业发展到清代时在各方面的成就。
三是对文献学研究方法的总结。文献学的方法论是整理研究文献的具体手段，是开展文献学研究的基础知识。因而，总结以往文献整理研究的方法，是构建学科体系的重要内容。张先生根据多年来整理研究文献的经验，将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的方法作为整理古代文献最重要的基础知识，单立三编分别进行论述。此外，又将抄写、注释、翻译、考证、辨伪、辑佚等作为古人整理文献的手段，予以条理和介绍。“俾学者由此入门，以得整哩文献之术”。张先生在讲述方法时，既注意从方去论上加以概括，又注意示以范例。如讲校勘方去，则举清人校勘中有突出成就的王念孙、钱大昕二人的校勘实例，分别说明比勘文字、订讹补脱的死校法及广揽兼征、论定正误的活校法两种类型，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学科体系中的创新建设
《中国文献学》中以基本理论、文献学发展史阳研究方法构成的主要学科体系，为后来大多数文献学专著所继承，至今也仍成为文献学学科体系主要的构成模式。然而，还有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张先生在构建学科体系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创新见解。这些见解不仅在当时有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有的至今仍是我们完善学科建设要努力的目标。下边略述几点加以说明。
一是对于以往文献整理研究工作已有的经验和认识的突破。比如论述目录、校勘、版本学的研究方法，张先生就有不少突破旧规的见解。如在版本学的善本认识方面，他当然也十分看重宋元刻本的价值，但并不迷信，而是辩证地指出宋、金、元刻本也有不可尽信之处。在谈到校勘方法时，他也突破以往只据宋元旧本校订讹误的局限，指出：“龟甲、金石刻辞、汉初竹简帛书和六朝隋唐写卷，都足以作为校勘古书的依据，它们较任何刻本的时代都要早很多，可靠性就更大了。”从而，大大扩充了校勘依据的材料范围。
在论述文献流传中的散亡时，张先生并未停留在前人对文献亡佚“五厄”“十厄”现象的记述和散亡之由的简单交代上，而是进一步深入发掘其亡佚的原因，概括为重德轻艺思想的影响、复制手段简单的局限、士大夫对朴学书籍的轻视、重修之
书盛行而原书则被轻废、作者声名不佳而著作亦遭遗弃、藏家私秘导致典籍湮没等等。这种全面的分析既加深了对古籍散佚的认识，又为以后的文献保护所借鉴。
二是特别强调对古代文献的重新纂集。重视对古代文献的甄选纂集，是新时期以来，张先生在文献整理研究工作中多次提倡的有别于一般古籍整理方法的新见。《中国文献学》依然贯彻了这种思想。张先生说：
整理文献，不是单纯校勘注释几本书就完了。更重要的，在能从丛杂的资料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内容相近的合拢来，不同的拆出去，经过甄别审断、整理纂集的过程，写定为简约可守的新编。让人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方面，能够节省时间、精力，较有条理有系统地了解过去，这诚然是文献学工作者的重任。
因此，在构建学科体系时，他专门设立“甄录古代遗文”一节，将此作为整理文献的重要任务进行阐述，并且深入分析甄录文献的方法，举例说明了经、史、子、集各部文献中值得注意，可以专门抽出纂集的内容。比如，经子文献中，《尚书·禹贡》记述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周礼·冬官》专讲科技制造，《大戴礼记·夏小正》记录时令气候，《管子·弟子职》反映古代教育的师生关系，《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诸篇阐发了农业知识。“这都是有裨实用的古代遗文，也就是最宝贵的重要文献，值得我们重视。自可从原书中抽出来，加以整理和阐述”。而在历代文集中，也有许多经世致用的专论，“何尝不可继《明经世文编》《清经世文编》之后，编出《宋经世文编》《唐经世文编》《先唐经世文编》呢？”
三是重视对社会史文献的发掘、整理和利用。社会史研究是新时期以来史学研究的一个新潮流。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史家对史学自身反思的基础上，在西方社会史思潮的影响下，史家们将研究的视野投向描绘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于是出现了有关社区、家庭、民俗、消费、休闲、民间信仰、两性关系等众多的新课题。”可以说，张先生就是首开风气，提倡注重社会史研究的学者之一。而且他根本也不需要“在西方社会史思潮的影响下”，而是凭着他的史学自觉，敏感地意识到这一领域的重要性。
张先生对社会史研究的关注，一方面是注重对古代社会史文献的发掘与整理，尤其强调要重视对方志中社会史资料的整理引用。他说：“方志是保存社会史料的渊薮，那里面的丰富记载，是在其他史籍中不能看到的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紧接着他以清代方志为例，列举许多方志中珍贵的社会史记载，如记“客民”“山民”“畲民”的生活习俗；记崇信伊斯兰教、西洋教、道教之事；记工匠日价、特产手工业与渔业发展；记农工商贾与军户的生活状况；记农业、养蚕业的发展等等。另一方面，他在规划撰著的《中华人民通史》的提纲以及后来的撰写中，第二部分《社会》编里，“痛苦的农民”“痛苦的工人”“痛苦的妇女”等篇章的有关材料；第三部分《创造》编里，“劳动人民祖先的集体创造”的大量记叙，也都利用了丰富的社会史文献。他所创立的《中华人民通史》，“以广大劳动人民历史为写作中心”的体例，也基本上是一部社会史通史的构架。
四是将编撰通史作为整理文献的主要目的和重大任务。这是张先生文献学思想中最有别于他人的一个重要观点。诚然，这样的看法是否完全妥当，实有见仁见智之分。然而，这样的追求则表达了张先生作为一名史家，期望“成一家之言”的通史胸怀。《中国文献学》在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中，专立一编，论述打破历代通史王朝体系的必要性，近代以来学者们拟编通史的追求以及编撰《中华人民通史》的构想。他创立的《中华人民通史》的编纂提纲，是一种全新的通史编纂体例，“打破了以历代王朝为中心的编述体例，从各方面体现出广大劳动人民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全书分地理、社会、创造、制度、学艺、人物六编，反映了张先生整理历史文献，为人民大众谱写新史的壮志宏愿。
三、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实践
从学科建设的三个层面来看，有关学科的运作和保障，应是学科建设的实践层面，其中包括了学者的职业化、固定的教席和教学培养计划、学会组织、专业期刊，以及与之配套的学术制度等等。张先生在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实践中，对上述诸多环节都投入了力量，取得显著的成就。比如，倡导文科教学改革，编制文献学教学大纲和一系列教材，创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创立全国第一个历史文献学博士点，培养专业博士、硕士60余名，举办第一个全国性的历史文献学讲习班，发起成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并创办会刊《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即本学科专业集刊，现改名为《历史文献研究》)等等。这里则就张先生建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的一系列工作略作阐析，以见他在具体实践中为学科建设所作出的贡献。
第一，创建学会，推动学术研究
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会成立于改革开放的春天。1979年3月中旬，来自全国19所高校从事文史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在广西桂林召开《中国历史文选》教材定稿会。这次会议是“文革”以后“历史文选”任课教师的第一次聚会。大家认为这种形式好，出成果快。有人提出要建立一个联络机构，以便定期交流学术信息和教学经验。张舜徽先生从学科建设的高度出发，因势利导，提出可以成立学术团体和研究会。这个倡议当场得到大家的支持。于是一致拥戴张先生带领其他几位代表着手建会的筹备工作。在讨论学会名称时，由于代表们对文献学的学科认识还不清晰，有人提出“历史文选教学研究会”的名称。张先生论述了历史文献学的内涵，明确指出新成立的学会，应定名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筹备组经过十余天的准备，拟定了学会的章程，讨论了学会的组织机构和人选。于是，4月2日召开了会员大会，通过学会章程，选举第一届理事会，共推张先生为学会第一任会长；4月4日，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宣告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的诞生。当时为学会成立专门致电祝贺的有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尹达教授、复旦大学周予同教授等个人及中华书局等单位。
回顾学会的筹备和成立过程，可以明显地看出张先生对于建立学会的首创之功。文献会成立之初，就体现出一个全国性学术团体的性质，及其为推动文献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推动全国性的文献学学术研究的重要作用。其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学会联系广泛，代表性强。学会《章程》指出，本会是“中国历史文献方面的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者自愿结合、自由参加的性学术团体”，这就凸显了学会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当时出席学会成立大会的代表虽然只有34人，却是来自分布于全国四面八方的19所高校，联系面很广。组成首届理事会的21名理事，也从19所高校的教师中产生，代表性也很强。其次，学会的宗旨明确，立志高远。从《章程》的规定可以看到，学会的宗旨是整理中国历史文献，继承祖国文化遗产，并以推动学术研究、加速人才培养、推广科研成果为己任。其目的
在于以学会这种组织形式，为全国文献学专业工作者提供一个推动学科建设的实践平台和运作保障。这种学科意识，在当时无疑是很超前的，而其思想来源，则主要出自于张先生。再次，组织周密，运作规范。张先生不仅是学识渊博的学者，而且是策划、协调大型学术活动的高明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学会在筹备和成立过程中，既有规范的学会章程，又有合理的组织结构。学会成立之前广泛征求意见，学会成立之后又及时向教育部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备案，保证了学会活动的合法性。学会成立几年后，在张先生的指导下，又对《章程》和组织结构不断完善，如在《章程》中将学会的组织原则由原来的“民主集中制”修订为“民主协商制”，更符合了学术团体的性质。在组织机构上，新增了学会的核心机构常务理事会，增设了便于指导学术活动的学术委员会和学刊编委会，从而更好地促进了会务工作的开展。
第二，创办学刊，展现科研成果
文献会作为一个学术团体，要展示其学术成果，扩大在社会上的影响，就要有一个发表学术成果的园地。从更大的范围上讲，文献学学科的建设，也需要一个学术刊物作为推介专业成就的窗口。而在当时，全国还没有一份文献学研究的专业刊物。因此，筹备成立学会时，张先生就将创办研究集刊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认为只有抓好，“研究会才有生命力，把影响推广到国内外”，为此成立了学刊编辑小组。学会成立后，张先生就亲自出马，为学刊的组稿和联系出版事宜辛苦操劳。他曾给仓修良先生的信中说：“首先在计划刊物过程中，便遇着困难，没有出版社肯承担刊物的出版、发行任务(出版刊物，照例是要赔钱的)。几费周折，最后才征得湖南人民出版社同意，承担了这一任务。我在夏秋两度赴京，为与社会科学院联系和为《集刊》组稿，进行多方面的联系。”由此信可知当年集刊初创之艰辛。1979年寒假，张先生又赴上海，拜会一批专家学者，组织稿源。1980年9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一辑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所刊论文之中，既有王国维、孟森、陈寅恪、马宗霍等已故名家的遗作，又有当时的著名学者顾颉刚、谢国桢、商鸿逵、赵光贤等先生的论文。集刊出版后，学术界反应强烈，给予很高评价，在港台欧美也有很好的影响和评价，有的外国学者还主动来函预订集刊，或表示投稿意愿。张先生在世时，共主持了八辑集刊的编辑和出版。集刊成为文献学界的一面旗帜，其学术特色十分明显：一是突出文献学专业的特色。集刊第一辑的《稿约》指出，“本刊是集中反映整理祖国文化遗产的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凡是有关历史文献的论文和注释、校勘方面的著述，以及题跋、书札、笔记和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资料辑录等，都是本刊征稿的对象”；“凡是专篇论文，要求观点明确、内容充实，力求有新的材料或新的见解”。这篇《稿约》其实具有“发刊词”的性质，其所阐述的办刊方针，征稿对象和要求，皆突出了文献学学科的特色。二是保证了高品位的学术质量。注意刊登名家著述，推出学术精品，是张先生主持集刊编辑的宗旨，也为后来接续出版的各辑集刊所继承发扬。张先生不辞辛劳亲赴京沪组稿，就是为了突显集刊高品位的学术质量，而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在他主持的八辑《集刊》中，每辑都亲自撰文，为集刊增色。在集刊上刊载的名家名作，起到示范垂则、促进学科发展的作用。三是培养新人，繁荣学术。集刊的创办，不仅要出成果，而且要出人才。张先生在学会成立之时，就着重抓好集刊的编辑出版，目的也是为了给学会会员提供一个发表文献学成果的园地。可以看到，当时的许多中青年学者正是通过在集刊发表论作，交流和历练，成长为文献学界的中坚力量。
第三，以身作则，倡导学会优良会风
张先生在担任学会会长期间，不仅以他的声望凝聚学会力量，而且在各项具体会务中，以身作则，殚精竭虑，倡导优良的会风，不断推动了学会的发展壮大。他的示范作用有很多，择要言之，有以下数端。
其一，坚持以学术研究为中心。文献会成立的宗旨，就是为了促进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因此开展学术研究，是学会的中心任务。张先生主持学会工作期间，通过抓集刊编辑出版、要求会员提交年会论文、组织学会的集体科研项目等几个方面。在全体会员的努力下，取得丰富的科研成果，也形成了以学为本、以文会友的优良会风。单以学会的集体科研项目而言，张先生主持学会的十年间，就完成并出版了《中国史学家传》《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选注》《中国历史典故辞典》等12项成果。同时规划开展《二十五史辞典丛书》的大型集体攻关项目。张先生自己更是以身作则，自文献会成立以后，几乎年年都有新著问世。十年左右期间，编撰出版了《中国文献学》《文献学论著辑要》《中华人民通史》《说文解字约注》等600余万字的著述，为全体会员树立了榜样。
其二，亲力亲为，开展各项会务活动。张先生出任会长后，为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学会的支持、联系集刊出版、筹措活动经费、筹备各届年会，精心谋划，殚精竭虑，甚至不顾年高，四处奔波。为办好每年一次的学术年会，他就付出了许多辛苦。学会的第一届年会，就是张先生亲自联系，由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学会的第二届年会，是由仓修良先生在杭州负责筹备的，而张先生也对年会的诸多细节亲自过问，详细谋划，大至会议规模、经费筹措，小到住宿安排、会议资料、特邀专家名单，乃至请柬的发送时间，等等。数月间信函不断，甚至一天之间就连发两信，由此可见他不辞辛劳，躬亲会务之一斑。张先生服务学会的奉献精神，倡导了关心会务，争为学会作贡献的优良会风。
其三，团结会员，提携才俊。张先生十分强调学会的团结，在筹备成立学会和后来学会理事会的换届改选时，对于领导机构人员的安排问题，总是注意照顾各方面的情况，从团结的目的出发，做出妥善解决。在学会活动中，他注意广泛联系会员，听取各方面意见。他热爱青年，平易近人，对青年会员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总是热情鼓励，促其上进。学会中有会员完成新作，请他审阅、题辞时，他也常常不辞辛苦，牺牲休息时间对会员的学术成果进行指导和推荐，为提携才俊尽心尽力。张先生以他的学术声望和人格魅力，凝聚学会的人心，营造了全会上下互相关爱、互相支持，其乐融融的风气。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自张先生等前辈学者创建至今，已过而立之年。30余年来，学会由小到大，不断发展，已成为一个组织健全、运转有序、声誉远播的重要学术团体，成为国内外历史文献学专业人员的精神家园。可以相信，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将继承和发扬张舜徽先生的学术精神，与时俱进，发展成为国内外具有一流学术影响力的学术团体，而张先生创建学会，推动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功绩，亦将永载史册，令人敬仰。
[作者简介]周少川，男，1954年生，广东汕头人。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中国史学史。
[责任编辑：柳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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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舜徽主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一集)[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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